Tuesday, 5 October 2004

西湖半月記--名劇觀後:再看《藏書之家》

看過第一晚的《藏書之家》,故事情節已瞭然於胸,因此決定改變欣賞策略,集中精神去看劇本、主題和人物的重要細節。為免像昨晚那樣容易被現場觀眾分神,今天特別提早進場,培養情緒。

等了大約二十分鐘,第二晚《藏書之家》終於開演了,比昨晚遲了少許。開演前的一刻,突然看見劇場前方黑壓壓擠滿了人,很多觀眾也站起來不知在看甚麼,引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凝目看去,原來是退了休的前副總理李嵐清先生進場。他被約二十名保安人員簇擁著,好容易才走到前排正中的位子上。怪不得剛才進場的時候,看見告示板上寫著斗大的字:「場內不准攝影。開演後十分鐘,傳媒停止拍攝並清場。」第一晚演出時,鎂光燈此起彼落,更有提著攝影機的記者在場內跑來跑去,雖云職責在身,終究是擾人清興,其實早就應該嚴禁在演出時拍攝了。至於記者採訪,也應該在指定的採訪區內拍攝,不能到處亂跑。

開演前,舞台沒有拉上帷幕,只見在碧藍色的燈光下,一幅紗幕上寫滿了大小不同、字體各異的「藏」字,懸在台中。左右兩邊放了幾個真人大小的布俑,造型相當逼真,似乎正在埋首整理書籍。過不多久,貫穿全劇的主題曲正式響起,介紹了天一閣范氏藏書的傳統:「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寶籍擁萬卷,高閣束經典。空煎滿腹字,爛熟方寸間。命定藏書人,歲歲復年年。」曲調柔和動聽,用詞典麗而不艱澀,值得一讚。縱觀全劇,曲詞水準甚高,通篇風格一致,詞藻清麗,遠勝新版《陸游與唐琬》的文白摻雜。劇中仍有不少傳統戲劇常用的排比句,但寫得典雅流暢,又能配合劇情或劇中人的處境,甚是難得。不過,《藏書之家》唱段不多,而且比較零碎,除范容「別書留人」的獨腳戲外,長篇唱段可謂絕無僅有。即使是范容向孫知府三跪求書的重頭戲,也是說白多於唱曲。我這個越劇插班生,對江南口音的認識只屬皮毛,聽書面語寫成的唸白勉強能應付,但聽唱段時,雖有字幕輔助,仍感到相當吃力。但對於習慣聽曲的老戲迷來說,可能就會覺得《藏書之家》唱段太少,對白太多,像古裝話劇多於越劇,不夠過癮。

談到戲曲劇本,曲詞固然重要,但主題和情節才是不可忽視的一劇之本。也許因為四天前曾專程到寧波參觀天一閣,再加上開宗明義的主題曲,使我對范氏藏書的祖訓有了一種先入為主的理解。當戲文演到范容不惜變賣田產、拍桌跺腳、呼天搶地去收《焚書》,連花如箋也不惜下嫁孫知府來成全范容的夢想,我感到有點迷茫:范容收書,到底是為了履行祖傳的使命,抑或只是為了報答李贄對天一閣的信任?如果是為了履行藏書的責任,《焚書》到底有何過人之處,值得范容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如果只是為了報恩,除了值得不值得的疑問,還牽涉到范氏藏書準則的問題。范氏收書藏書,有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可以依循,抑或是隨著當代閣主的個人喜好而有所改變?如果是這樣,會否削弱范氏作為文化傳承者的地位?最後,請恕我不客氣地問一句,天下的好書收之不盡,為一棵樹而放棄整個森林,又是否藏書人應有的眼界?

參觀天一閣時,早已明白范氏對藏書的執著,其實是源於一份對文化傳承的自覺和責任感;他們各項有關藏書的祖規極為精細,執行起來賞罰嚴明,體現了他們對書籍作為文化媒介的崇高敬意和無比尊重。然而,范容執意要收《焚書》,強調的卻是報答李贄曾將著作托付天一閣的知遇之恩;而范容本人對李贄的讚賞甚至崇拜,相信也是他非收《焚書》不可的另一個感性因素。現時的劇本,時而強調范家對藏書的義無反顧,時而強調范容要報答李贄的恩德,兩者之間缺乏了一個互相緊密連繫的紐帶,令人無所適從。那麼,這個紐帶是甚麼呢?我認為應該是李贄和他兩部作品的文化地位和時代意義。只要劇本說明了這一點,范容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收藏《焚書》,便會顯得更合理、更有說服力。范容曾說「大隱隱於市井,大書藏於民間」,但《焚書》到底「大」在何處,他始終未曾點破。觀眾若不知李贄其人,就只能從《獨坐》詩、李贄曾經讚賞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等零碎唸白,略窺有關李贄的一鱗半爪;但未必能夠明白為何范容對李贄如此推崇備至。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點破了《焚書》的收藏價值,「書」和「人」孰重孰輕的思考空間便會消失,這一點我並不同意。其實,觀眾必須同時明白書和人的重要程度相若,這個爭議的空間才能形成。現在劇中只強調了范容對侍書夫人和花如箋的感情,卻沒有說明《焚書》的價值在哪裡,只憑他天一閣主的身份和對李贄的崇拜,「書」與「人」的分量高下立判,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有關李贄和《焚書》的來龍去脈交代不清,不僅削弱了故事的說服力,也動搖了《藏書之家》作為茅威濤「夫子自道」的根基──如果茅威濤真的有意把《藏書之家》視作她對越劇的事業宣言。內地報章曾引述茅威濤說,《藏書之家》裡天一閣范氏對藏書的矢志不移,與她對越劇的堅持不謀而合,因此她演范容時份外投入。然而,天一閣對藏書的執著,不在於某一本書,而在於「書」是傳承文化的媒介,必須得到妥善保存,讓子孫後代也能有所親炙,這就是羊毫所說的「前人栽樹,後人乘涼」。越劇也是一樣,它不只是一種娛樂方式,更是一門能夠反映生活的藝術、一個能夠傳承地方文化的載體。要延續這項功能,就必須維持它的活力;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因應時代變遷進行不同程度的改革,我相信這是茅威濤和所有戲曲工作者都清楚不過的。可是,現時《藏書之家》在范容如何排除萬難收回《焚書》一事上著墨甚重,對「藏書」作為一種文化傳播形式的價值,卻沒有足夠的說明,觀眾可能因此忽略了藏書的文化意義,更談不上體會茅威濤對越劇改革的苦心。但願我這只是杞人憂天。

談到《藏書之家》的情節,看完第二晚才發覺結尾有一個非常嚴重的破綻,就是范容夢寐以求的《焚書》,何以在孫知府抗敵殉職之後,才交到范容手上?孫知府曾以紋銀十萬兩、三跪求書和迎娶花如箋三道難題「試探」范容,范容也一一過關了,難道說孫知府出爾反爾,說過的話不算數?以戲劇效果而言,《焚書》在故事結束前的一刻才傳到范容手上,的確能夠營造「物是人非」的沉重和悲涼,但卻犧牲了完整和合理的情節舖排。孫知府為甚麼沒有遵守諾言?雖然他為了一己私心,多番刁難范容,絕非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所為,但孫知府人品再壞,好歹也是官階甚高的知府大人,總不能明目張膽接二連三地違反承諾;而單憑「心胸狹窄」四字,也無法解釋孫知府沒有依約交出《焚書》的真正原因。比較合理的解釋,可能是孫知府迎娶花如箋後不久便殉職,沒來得及依約送書,只能把藏書留給妻子,由她轉交天一閣。但是這麼一來,命薄如紙的花如箋便愈發令人同情了。不知這是誰給她取的名字,倒真是人如其名,令人握腕。

《藏書之家》既是明末天一閣的故事,閣主范容自然成為主角;但論到推動情節發展的關鍵人物,依我看,並非范容,而是花如箋。我沒看過初稿和二稿,不知花如箋這個人物的由來和演變;但看這第三稿,花如箋如何從對天一閣抱有私心,到被范家的精誠所感召,而最後決定成全范容收購《焚書》的心路歷程,其實與劇情緊密相扣,頗堪玩味。可惜戲文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她發揮,無論是唱段還是唸白,均屬點到即止,頗嫌未夠深入。其中花如箋決定下嫁孫知府的心理轉折,更直接影響到《藏書之家》的結局,堪稱是全劇的重點情節之一,劇本竟然毫無交代,令人費解。如果單憑花如箋答允留在范家、出資收《焚書》的舉動,表示她已全盤認同范家的藏書理念便解釋過去,理據仍嫌薄弱。對花如箋來說,出資收書只牽涉身外之物;留在范家既是略盡孝義,也是對范氏藏書理念的接受和肯定,於她身心毫無損傷。但再嫁孫知府,卻是關乎終生幸福的大事,花如箋再不計較,也應該反覆考慮,謹慎從事。然而她聽到侍書夫人與范容的對話後,一瞬間便作出如此重大的決定,令人摸不著頭腦。

既然無法探知花如箋對天一閣的複雜心理,若要解釋她為何答應下嫁孫知府,就只有從她與范容的關係去探討。很可惜,劇本也沒有明確交代花如箋對范容的感情,一切總是朦朦朧朧,似有還無,比楊過對郭襄的感情更耐人尋味。在第二場裡,花如箋與范容的琴簫相和,再加上陳輝玲溫柔甜美的笑容,可能是一種含蓄的暗示;但戲演到愈後,我對這項假設的信心便愈發動搖。據我的觀察,花如箋出於對李贄的喜愛,引范容為知己是沒有疑問的,卻未至於衍生男女之情。若說花如箋下嫁孫知府是她深愛范容、寧願犧牲自己成全情郎的表現,則未免流於武斷。縱觀全劇,花如箋不是傳統小說戲劇中,那些把愛情看得比性命還重的依人小鳥,而是獨立有主見的「揚眉女子」。她絕對清楚自己想要甚麼、在做甚麼。她苦讀十年,嫁入范家,就是為了滿足自己登上天一閣讀書的夙願。後來她體會到范氏藏書的苦心,願意出錢出力,成為書樓的一分子,可能只是以另一種方式成全她「登上書樓」的心願。即使花如箋真的被范家的精誠所感動,私心已然褪盡,她下嫁孫知府以換取《焚書》的決定,也可以是出於一種宗教性質的奉獻精神,未必涉及男女之情。至於范容在夢中向花如箋傾吐肺腑,表示願意與她共守書樓,只是范容的一廂情願。夢裡的花如箋身披嫁衣,臨行時再三回眸凝望范容的背影,也不過是范容的心理投射,不能視作花如箋真實心態的反映。

對於花如箋心高氣傲的神態、大家閨秀的氣度,陳輝玲掌握得相當準確,但礙於劇本所限,她的發揮機會遠比新版《陸游與唐琬》為少。幾處表現花如箋心理轉折的重頭戲,她只能以神情和身段來表達,有時甚至連唸白也沒有,非常可惜。若不是帶了望遠鏡,我坐在十幾排也看不清楚她的臉,更遑論後排和樓上的觀眾。整體而言,陳輝玲的演出以第一晚水準較佳;失手掉落百寶箱只是小疵,不足為慮。第二晚演出時,貴人在場,她的心情可能有點緊張,又有點走神,表面上並沒有犯錯,但演出的動人程度則明顯打了折扣。

雖說花如箋戲份少,畢竟是推動《藏書之家》情節發展的關鍵人物,在劇中自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反觀范容的姨娘侍書夫人(到底是「侍書」還是「伺書」?字幕打的明明是「侍書」,場刊印的卻是「伺書」……),我到現在仍未明白她在劇中的作用到底是甚麼。若說花如箋是一個叛逆進取、自我意識極強的獨立女子,也許侍書夫人便是一個恪守傳統的安份婦人。但是這個對比是沒有實質意義的,因為她們都以不同的方式為范家藏書作了犧牲,個性上的分歧並沒有改變她們的命運。她們的一生一死,恰好印證了侍書夫人再三強調的兩句話:「守書藏書是范家男人的天職,守護藏書的男人卻是范家女人的榮耀。」說得多麼卑微而驕傲。大概編劇想以兩個女子的命運,來突出天一閣的「抱殘守缺」,但在我看來,卻是人生最無奈的處境--無論你選擇爭取還是接受,命中註定的結局也不會改變。

初看洪瑛演侍書夫人,只覺得大材小用,這個戲份不多、發揮空間有限的角色,根本不需要勞煩她。如今這個安排,可能只是出於市場考慮。後來仔細一想,要與茅威濤和陳輝玲演對手戲,還得找一位具同等分量的演員才是。不過,洪瑛演繹的侍書夫人,窘態有餘,矜持不足,精明能幹更談不上。雖說侍書夫人是為了解決家中逼在眉睫的經濟危機,才盯上花如箋的豐厚嫁妝,但洪瑛的演繹還是失之太露,稍欠書香人家應有的沉穩莊重。劇本固然有所不足,然而在演繹的層面上,似乎也可以再調整一下。

至於董柯娣飾演的孫知府,則是一個反派角色,據說是第三版《藏書之家》新增的人物。董柯娣曾在8月31日《杭州日報》的訪問中說,孫知府也是藏書家,他對藏書的態度,正堪與范容的態度作一比較。然而,劇本對這一點其實著墨不多,倒不如說孫知府這個角色的設計意念,只是為了多番阻撓范容收藏《焚書》,從而反襯范容對藏書的堅定不移,來得直截了當。

表面上看,孫知府是一個心胸狹隘的人。他手持《焚書》手稿,奇貨可居,索價高昂尚算人情之常。但為了一雪父親下跪求書不得之「仇」,逼范容三跪求書;為了滿足自己「好逑」之願,逼花如箋下嫁,皆非君子所為,小器記仇的形象由是確立。可是到了最後,他在遺書中透露,多番阻撓范容收書,只是為了「試探」!如果所言屬實,我們在台上看到的孫知府就不是真正的孫知府,只是他為了試探范容而裝出來的嘴臉而已。他為甚麼要這樣做呢?難道說,他也是一個書癡,為了確保藏書在自己身後得到一個妥善的歸宿,便不惜折辱他人?甚至將別人玩弄於股掌之間?提出以迎娶花如箋為換書條件,他安的又是甚麼心?這麼一來,孫知府性格上的缺點已不是心胸寬狹的問題,簡直可以說是沉鬱陰蟄、冷酷無情了!孫知府臨終前的一句話說得輕描淡寫,卻推翻了戲文前半部建立的人物形象,實在令人難以接受。

角色縱有缺點,董柯娣的演出一如既往,從不令人失望。她和茅威濤的兩場對手戲,是全劇最扣人心弦的段落。董柯娣首次不掛鬍子,穿起紅緞繡金色圖案、黃緞織錦的長袍,舉手投足,俱見風度;顧盼之間,凜然生威。孫知府的咄咄逼人,正好讓她那高亢凌厲的嗓子大派用場。其實,董柯娣的舞台演出,我只看過三次,但她每一次也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功力之深湛,令人嘆服。

至於茅威濤的范容,說實在的,真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我不知道編劇創作這個角色的本來意念,但看過戲裡的范容之後,我實在無法相信,茅威濤怎麼把自己對越劇的堅持,跟這個角色對藏書的所謂「執著」連繫起來。在我看來,這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子事。須知道,身為幼子的范容所以能夠成為天一閣主,只是因為他長兄棄文從戎的決定;范容自己對守書藏書這份使命持有甚麼態度,劇本始終語焉不詳。他嘴裡把祖宗的理念和規矩背得熟極如流,但觀乎他不惜一切去收《焚書》的經過,「藏書」到底是為了「永繼斯文」,或者為了報答李贄曾託書天一閣的恩惠,還是滿足他作為李贄崇拜者的願望?大概只有范容自己才曉得。我始終認為,堅持要收《焚書》和執著於藏書的祖訓,是層次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雖云見微知著,但兩者之間的聯繫和分野一定要弄個清楚明白,半點含糊不得。如果想要藉著收《焚書》來體現對「藏書」的執著,就不應以喜愛李贄、李贄曾托書於天一閣為舖墊,徒然混淆了觀眾的理解,也無助於說明全劇的主題。

即使不論范容收《焚書》的真正原因,單看孫知府提出以花如箋換書之後,他經過一番內心掙扎而終於作出「棄書留人」的決定,便可知「藏書」作為一項祖傳的文化使命,在范容心目中,並非至高無上、不可動搖。故事結束時,他留在天一閣裡繼續「抱殘守缺」,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花如箋決定走出范家的大門,以另一種方式成全她自己的結果。范容這種「堅持」,充滿了無奈和茫然,是逼不得已之下唯一可以自存的處境,難道便是茅威濤「把越劇進行到底」這句豪氣干雲的口號背後的真實寫照?

平心而論,《藏書之家》突破了才子佳人的桎梏,敢以抽象的「藏書」為題材入戲,浙江小百花再次體現了他們勇於創新和開拓藝術空間的進取精神,令人敬佩。但從整體的表演效果來看,瑕疵不少,可見創作人員想要表達的理念,似乎超出了他們能力所及,也未能突破一些舞台演出的具體限制。最明顯的,便是如何透過唱、唸、做手和身段等幾項戲曲的基本元素,清楚說明劇中人複雜的心理轉折,同時兼顧情節的推進。前文說過,《藏書之家》唱段少、唸白多,但對於劇中人的心理描述,仍嫌不夠深入,留給觀眾的想像空間太大,反而變成一個個前後無法銜接、渾不可解的疑團。孫知府這個人物,便是其中一例。他為甚麼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試探范容?以人換書的條件,到底是為了滿足孫知府對花如箋的私心,抑或只是其中一道考驗范容的難題?對於這些問題,每個觀眾的答案也可能不一樣,這是否浙江小百花有意讓觀眾參與「創作」的後現代編劇手法,還是只不過暴露了創作人員的粗疏大意?

近日聽說《藏書之家》在「文華獎」的競選中大熱倒灶,未能入選「最受歡迎劇目」之一,我並不感到意外。畢竟《藏書之家》不是一部通俗易懂的戲,觀乎劇場中大部分觀眾的表現,「看不懂」大概是對《藏書之家》最普遍、最直接的評語。我自問戲齡不淺,吸收能力也算不錯,看了兩場《藏書之家》之後,還要反覆思量好幾天,才能勉強把一些微細的問題整理出來。我認為,浙江小百花在思考日後的創作路向時,不應高估觀眾的接受能力。畢竟學歷和藝術的欣賞水平之間,並沒有必然的直接關係。而目前的戲曲觀眾,始終以平均學歷較低的中、老年人為主;在年青而學歷高的觀眾還沒有成為主流之前,這是一個無法忽略的現實。何況在今天以影視快餐為文化主流的社會環境中,要求觀眾一邊看戲一邊思考,可能已是一種奢求。同時,浙江小百花也要在自己的表達能力和創作意念之間,努力尋求一個平衡。有時候想說的話太多、題目太大,不一定就能在短時間內說得明白;倒不如集中火力,只說一個小題目,說起來可能更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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