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24 June 2007

十年回首(二)

讀完陳冠中在6月24日那一期《亞洲周刊》寫的封面故事:〈不確定的年代--你不能不知道的香港〉,百感交集。他的洞察力果然不同凡響,即使過了三十年(從他有份創辦《號外》算起),仍然保持一點清醒,為讀者撥開迷霧,看到問題的根本所在。可惜本港又有多少個嬰兒潮世代的當權者能聽得進去?

陳冠中說得很對,我們對香港的認知和印象,一直只停留於八十年代暴風雨前夕的歌舞昇平。其實,五、六十年代的淳厚民風,來到八、九十年代已成為無情嘲諷和戲謔的對象。不是嗎?號稱「校長」的譚詠麟,居然膽敢在眾目睽睽之下,取笑教人不能「食碗面、反碗底」的「華南影帝」吳楚帆,教人情何以堪?就連鄧小平說的「五十年不變」,也是以八十年代繁華璀璨、人心浮躁的香港作為藍本。誰會想到這是香港樂極生悲、盛極而衰的前奏?

八十年代經濟掛帥,一切向錢看,所以李嘉誠可以成為人人崇敬的「超人」,而《香港八一》裡「陳積」那種憎人富貴厭人窮、一切金錢至上的「世界仔」,更是不少香港人的寫照。可惜的是,香港人本來不是那麼唯利是圖的。《獅子山下》的貧苦大眾,仍有當年《危樓春曉》裡純樸老實、守望相助的精神。可是在白花花的銀子面前,人心都變了。當我們知道炒股、炒樓可以賺上以前一輩子也無法想像的財富,當我們把生產工序遷到薪水低的地方,充分利用當地法規不完善的漏洞,就可以謀取暴利,像父祖輩那樣腳踏實地、敬業樂業一輩子還有個屁用?所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你不去搶人家自然把你的一份也搶去,不甘後人才是王道。

就是這樣,香港人漸漸把「經濟掛帥」、「只談風月,不談政治」等標籤往自己臉上貼,而且沾沾自喜,絲毫不覺得這有甚麼不妥;甚至迷信自己的經濟實力,並相信那是香港人優勝於鄰近地區和世界各地華人社會的依據。時至今日,他們仍迷信香港的經濟實力,是香港人勤奮工作、靈活適應的成果,而非港英政府管治政策和內地改革開放造就的必然結果。當然,有部分香港人對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冷漠感,只是一種對中、英政府在香港前途談判期間漠視民意的無聲抗議,1989年的北京民主運動以「六四屠城」作結,更助長了這種沉痛而無奈的冷漠和疏離。影響所及,就連外地人都以為香港只是一個沒有人文關懷、沒有靈魂的經濟城市,北京政府對香港人在1997年後「馬照跑,舞照跳」、「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模式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明顯就是這種背景之下的產物。就連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最近也在訪問中承認,當年只想穩住富豪和大企業的民心,甚至考慮過推出政治保險,明顯反映了中央政府以為那幫人就是香港社會主流的幼稚想法。因此,我們有了承認港人在外地所生子女居港權的《基本法》,種下了回歸後居港權風波和解釋《基本法》的禍根。

當年為甚麼要解釋《基本法》,把香港人在內地出生的子女拒諸門外?說穿了,其實很簡單,因為《基本法》的骨子裡根本是照顧香港有錢人的法律,目的是承認他們在歐美國家出生的子女的居港權,而不是低下階層的香港人在內地所生的子女的居港權。中央政府在草擬《基本法》的時候,居然沒考慮到原來有那麼多香港人在內地結婚生子,對於倚靠貧苦大眾起家、擅於宣傳造勢、掌握民情的共產黨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大諷刺。從另一個角度看,當年參與草擬《基本法》的各方代表,大都是豪紳名流、社會賢達,對香港民情的認識極為片面,他們從哪些渠道收集所謂的民意也無從稽考。中央政府倚靠那些擅於逢迎媚諂的巨賈富商和政治投機分子認識香港,就像是戴著有色眼鏡,一定無法掌握到真正的香港民情。

平心而論,過去十年中央政府的確能恪守《基本法》,沒有主動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那些被泛民主派批評為干預的干預,其實也是香港當權者奴性發作的結果。不知道為甚麼,香港社會領袖為自己的經濟成就沾沾自喜的當兒,被當權者牽著鼻子走的奴隸個性也日益嚴重。即使香港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但某些人對中央政府的那副奴顏婢膝,跟侍候宗主國的主子沒有甚麼分別。就像一個自小受慣了氣、唯唯諾諾的奴才,長大以後忽然叫他當家作主,不用再聽人家頤氣指使,他倒是有點手足無措,總覺得有個主子可以倚仗,心裡才踏實。只是香港那些奴才的嘴臉變本加厲,有奶就是娘、寧為牛後不為雞口的噁心場面無日無之,如今我們批評山西的奴隸磚窯河南的「血漿經濟」令村民染病等人神共憤的社會問題,其實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

想起董建華、曾蔭權說北京領導人肯定他們的工作時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臉,泛民主派議員到廣州訪問的得意洋洋,還有親中陣營為了獻媚於上,口出狂言的下流無恥,可見他們骨子裡都是同一幫渾水摸魚的勢利之徒而已。由一群主子還沒吭聲,早已左揣右度,以迎合聖意為己任的傢伙來掌握香港的命脈,怎不叫人齒冷心寒?

內地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當然也有不可一世的時候,但他們來自另一種制度和文化,還算可以理解;但土生土長,號稱以香港為家的傢伙流露那些狐假虎威的奴才嘴臉,才叫人無法忍受。

其實,即使在殖民地時代,也有富商和社會領袖頗能秉承良知和公理,與港英政府據理力爭,抵制不合理的制度和法規,例如當年創辦東華三院的華人領袖,不肯妥協於政府禁止在資助醫院使用中藥的規定,堅持以中藥就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前賢不畏強權的風骨、為民造福的情操,如今安在?錢賺得再多,又算得了甚麼?

在憲制發展的議題上,香港上承清末民初推翻帝制革命的餘緒,一直自詡為中國改革的先鋒,如今則成為泛民主派爭取普選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藉口。然而,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場,不願意看到香港民主步伐太快也是理所當然的。如果香港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均由市民直接選舉出來,「一國兩制」這柄尚方寶劍,不見得對中央政府向內地百姓交代有甚麼幫助。「香港能,為甚麼內地不能?」並非中央政府此時此刻可以解答的難題。面對香港人強烈的訴求,這個燙手山芋如何解決,不只是中央政府的一大考驗,也是泛民主派能否與內地政府和解、建立長遠互信的契機。我深信,中央政府有誠意與泛民主派和解,泛民主派也必須與中央政府改善關係才可以長期發展,問題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民情的掌握仍嫌偏頗,在旁邊說三道四的魑魅魍魎太多,妨礙了他們掌握香港的實際情況。此外,中央政府內部的保守派仍然人強馬壯,單憑少數開明的領袖,也難以在短期內把情況逆轉,何況他們還要處理內地各種逼在眉睫的社會問題。同時,泛民主派的策略明顯仍停留於抵抗專制、推翻極權的道德高地,絲毫沒有互諒互讓的表現,姿勢多於實際,根本無濟於事。

可悲的是,經歷了十年艱苦歲月,香港的當權者似乎還沒有認真深思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在哪兒。經濟轉型了十多年還是非驢非馬,民怨日熾,貧富不均更見嚴重,不是空喊「亞洲國際都會」、「國際金融中心」等口號就可以圓滿解決的。不能放下成見,虛心反思香港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得失,就無法對症下藥,推行針砭時弊的改革,達致長遠的繁榮穩定。

逃避問題只會令情況惡化,前人種下的苦果,我們還沒吃完,卻始終看不到改善的曙光。更無奈的是,我輩也似乎沒有甚麼能力改弦易轍,到底這種深不見底的惡性循環何時才能停止?

1 comment:

  1. 你說得好,當年在電視裡看到譚詠麟自以為是地取笑華南影帝吳楚帆,看到老人家一臉錯愕,譚則因口舌得逞而沾沾自喜,心裡感到很難過 -- 甚麼時候開始人們對貢獻半生的正直長輩竟能如此放肆,並於事後還能嘻嘻哈哈若無其事? 腦海裡只浮起「無恥」二字。的確,現今香港很多人越來越不懂何謂「羞恥」,不然也不會做出那麼多令人感到世道淪亡的行徑。

    「危樓春曉」是我最喜歡的粵語長片,戲裡人們樸實淳厚、互相扶持、腳踏實地,香港人曾經是那樣的。這樣的世界,還有機會重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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