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11 July 2009

文海隨筆--《唔該,埋單》

讀完呂大樂教授的《唔該,埋單》(增訂本),於我心有戚戚焉。

很同意他對香港歷史的論述,相信不少在香港生活、對香港有感情的讀者,也是一樣。例如他談到香港人的歷史觀,往往源於生活細節和體驗,並非以意識形態或政治取向為基礎,這一點我就很有共鳴。記得小時候聽長輩談起六十年代,大都會說樓下閂水喉、六七暴動、颱風溫黛等天災和社會事件,甚至是林翠下嫁比她年輕的王羽、陳寶珠蕭芳芳影迷互不相讓等八卦娛樂新聞。然後再說限制供水時自己是怎樣辛苦排隊取水、暴動時怎樣避過暴徒繞路上班下班等。如今想來,他們口中的歷史事件,不過是人生的布景板。歷史只是一些虛無縹緲的故事,就像看電視劇一般,聽起來很有趣,但卻毫不實際。歸根究柢,還是得腳踏實地工作,改善生活。畢竟,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這種「實際至上」的想法,在香港的確很普遍,大夥兒習慣了,也覺得理所當然,沒有甚麼不妥。而這也是他認為「香港意識」淺薄、難以凝聚共識的根本原因。因為「實際至上」,所以無論遇上甚麼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我們隨便發洩幾句、或者上街遊行之後,還是乖乖的回到工作崗位上,默默忍受那些不公平和不合理,直至我們找到另一份工作或者存夠移民的資產為止。但我在想,如果香港真的要轉型為政府倡議的知識型經濟,鼓勵創新、發展創意產業,我們的頭腦和心態能否應付得來?如果改變不了這種心態,我們是否真的能夠培養到一流的創意人才?在知識型經濟之中,最重要的不是配套和投資優惠,而是人才。如果我們仍然沿用吸引傳統工業和服務業的思維來扶植創業產業,是否緣木求魚、不切實際?

呂教授另一個觀點:「講故,更要駁故」,我也是非常認同的。這些年來,看過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人士撰述的歷史,愈來愈感到歷史就像一幅永遠砌不完的砌圖。為甚麼呢?即使歷史事件是客觀存在的,學者論述時也必須經過取捨和剪裁,而論述的角度、編寫的手法、沒有著錄的人物和資料等,其實都是歷史的一部分。某些真相可能因為天災人禍而永遠湮沒在時間的長河中,但也有一些真相可能要等待某個時機,才可以重新出土。論述中的取捨,往往是以論述者的角度、動機、經驗和其他因素來判斷其優劣和重要程度,並無放諸四海皆準的客觀標準可循。因此,如果只是接受或容許某種論述的角度,視野和思維就會受到嚴重局限;而歷史砌圖的某些對其他論述者和參與者來說十分重要的部分,也可能因為這種人為的偏頗而永遠消失。

這本書原是一九九七年的舊作,二零零七年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再版增訂本。原作我沒讀過,但據呂教授的〈再版序〉,修改的篇幅不多,主要是加插了一篇後記〈有落,後數〉。這篇後記主要是補充回歸十年以來的一些觀察。呂教授認為香港戰後嬰兒潮的一代,面對回歸後的種種問題,開始叩問自己可以做些甚麼來扭轉劣勢,頗有重返戰後香港人自食其力、不倚仗(其實是不相信?)政府的想法。可能我比呂教授更悲觀、也太犬儒,目前我還看不到這種趨勢,反而看到不少所謂民間團體,不過是有人在建制以外鑽空子撈油水的幌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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