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30 April 2010

中上環訪古遊記(九)

穿過居賢坊後左轉,便是太平山街。以前香港衛生欠佳,衛生署時有「洗太平地」之舉,不知與當年太平山街爆發鼠疫有沒有關係?太平山街北側有幾條向皇后大道西延伸的小街如東街、西街等,但英文名稱竟然只用粵語拼音,稱為Tung Street和Sai Street,而不是常見的意譯East Street和West Street,令我甚是好奇。街道西端則有不少供奉各類神靈的廟宇,觀音、濟公、呂洞賓等一應俱全,不知是否也是因為當年鼠疫嚴重,居民為了祈福而建,然後流傳至今。其中濟公廟又稱百姓廟、廣福義祠,據說就是供奉了甲午鼠疫時客死異鄉的貧民的牌位,至今香火不斷。

太平山街盡處,便是普仁街。始創於清同治十年(公元一八七一年)的東華醫院,正是座落普仁街十二號,正門的石牌坊便是同治十年(農曆辛未年)的故物。在普仁街口右轉直行,沒多遠便是荷李活道西端。靠近擺花街、文武廟一帶的藝廊和古董店,近年已陸續向西伸展,但目前這一帶仍保留了幾家老字號的長生店,售賣棺木和壽衣等喪葬物品。也許看到這些醫院、廟宇和長生店,才會教人體會到清末民初之際,香港人生活艱難,健康和性命也隨時受到疾病、天災甚至戰亂威脅的困苦與無助。

在普仁街與荷李活道交界處北側,有一座荷李活道公園。翻看資料才知道,原來那就是鼎鼎大名的大笪地故址。大笪地我一直只聞其名,未臨其地,不知怎地竟一直誤以為大笪地在西環的海旁,全沒想過就在太平山麓。聽說以前大笪地不但有很多售賣熟食和小炒的大牌檔,還有各類雜貨攤子,甚至連織補改衣、街頭賣武和粵曲表演都有,如今只能在街坊父老口耳相傳的掌故中,領略當時「平民夜總會」的幾許風情了。改建後的公園佔地頗廣,北側有行人天橋跨越水坑口街通往摩羅下街和樂古道。園中亭臺樓閣俱全,還有假山流水,活潑的金魚游弋池中,甚覺幽雅;只是門前牌坊上的篆字按照洋文格式從左至右書寫,頗煞風景。

從公園向東走數十步,就是水坑口街。當年英軍從這裡登陸,插上英國國旗宣布佔領香港島,開啟了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歷史,所以英文街名仍為Possession Street,即「佔領地」之意。這裡北連皇后大道西,南接荷李活道,是車水馬龍的交通要道,百多年前卻是可供軍隊登陸的淺灘,不免讓人感慨滄海桑田變化之巨。

返回荷李活道走到西端盡頭,同樣是皇后大道西,向西前行數十米,在和風里旁看到一幢外形獨特的住宅大廈,似乎就是高陞戲院的舊址了。大廈北端還有一條高陞街,東接皇后街,西連德輔道西,與文咸東街、永樂街等一樣,聚集了不少海味店和藥材店。

高陞戲院是早年香港著名的粵劇殿堂之一,與德輔道西、屈地街交界的太平戲院、銅鑼灣利舞臺、油麻地彌敦道普慶戲院等齊名。李碧華筆下的塘西艷妓如花,也是高陞戲院的觀眾呢。

穿越和風里,右轉入高陞街,前行不遠就是皇后街,很快又回到熟悉的永樂街、上環市政大廈一帶。據說上環市政大廈所在,原是昔日上環市場南座,西港城則是北座。古色古香的西港城原是上環菜市場,早已改建為商場,同時在二樓安置了以前俗稱「花布街」的永安街部分商戶,成為「保育」、「活化」等潮語誕生之前,翻修和善用古蹟的成功例子。永安街在哪裡?現在已經成為中環街市旁邊的「中環中心」的一部分,只留下靠近德輔道中的一小段罷了。

普慶坊、太平山街一帶,與半山的堅道、般含道相隔不遠,但氣氛截然不同。堅道、般含道等地,儼然是洋人和巨室豪門的宅邸所在,就連街名也洋味十足,全以香港總督和英籍高官的姓氏來命名。靠近海濱的商業區皇后大道、德輔道、干諾道,雖然以洋人姓氏命名,但店鋪則以充滿嶺南特色的海味店和雜貨店為主。至於普慶坊、居賢坊、太平山街一帶,夾在半山與海濱之間,保留了較濃厚的嶺南民俗風情,從街名到店鋪和廟宇,莫不寄托了中國人對安居樂業、子孫賢孝的期望。然而地鐵西港島線正在施工,預計二零一四年通車,屆時地鐵延伸至香港島西端的堅尼地城之後,除了令房價飊升以外,將為樸實恬靜的上環帶來怎樣的影響,只能拭目以待了。

後記:三月二十八日補影東華醫院牌坊、荷李活道公園、上環市政大廈及西港城。

Thursday, 29 April 2010

中上環訪古遊記(八)

無意中「發現」永利街所在,可算是這趟訪古之旅的意外收穫。

湊過熱鬧,返回必列者士街繼續西行,約二百米便看到南北縱向的樓梯街。兩街交界處西南側是公理會佈道所舊址,現在是一所教會開設的幼稚園;對面就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青年會全以紅磚砌成,入口處有磚石砌成的拱形簷廊,甚具特色。又教我想起小時候尖沙咀梳士巴利道的青年會,外牆以麻石砌成,入口處同樣也有簷廊,簷頂裝飾的石片都切割成三角形,與青年會的標誌互相呼應。可是後來青年會拆卸改建為現代化的酒店,早年的建築特色蕩然無存了。

從樓梯街拾級而下到荷李活道,右邊就是著名的文武廟,現由老牌慈善團體東華三院負責管理。文武廟旁邊原是《華僑日報》報社,小學時到過一次,如今早已拆卸,改建為寸金尺土的新式豪宅了。

站在樓梯街下向山上望去,文武廟的傳統中式圍牆與青年會的西式磚砌建築分佔樓梯兩旁,各守本分,相安無事。這就是香港海納百川的優良傳統,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卻逐漸消失。諷刺的是,因為更多人以這裡為家,所以才顯得更斤斤計較;以前大都以香港為暫居之地,對這裡不太愛惜,反而能夠放開懷抱,異口同聲的說一句「同是天涯淪落人」。

沿樓梯街重新上山,將到堅道時,右側有一條名為「堅巷」的小巷,通往一座依山而建的小公園。未到堅巷公園,就看到古色古香的舊病理學院遺址,即現在的香港醫學博物館。

返回堅道西行沒多遠,在堅道、般含道、西摩道三角交界處可看到聳立在小山丘上的合一堂,即民國初年從荷李活道遷到此處的道濟會堂;馬路對面則是堅道公園,原是數十年前堅道警官宿舍的所在。

返回堅巷,繞過小花園,穿越斜坡緩緩下山,就來到普慶坊東端。回頭可以看到香港醫學博物館的背面,前面連接南北縱向的居賢坊,左前方則是種滿了榕樹的卜公花園,西端則直通普仁街東華醫院。

根據古物古物辦事處的介紹,同盟會曾於普慶坊設置招待所,收容被通緝的革命志士,可是詳細的地址大概已經考證不到了。今天的普慶坊已是寧靜閒適的住宅區,沒甚麼汽車經過,店鋪很少,人跡也不多,反而卜公花園旁邊的球場有一大群菲律賓人在打排球,大概是趁著星期天休假,約好了鄉親在這裡暢聚嬉戲。她們興高采烈的歡笑聲、叫喊聲,反為幽靜的街道添上了一絲活潑的氣息。

卜公花園位於普慶坊北、居賢坊西、太平山街南側,在居賢坊的入口有一塊橢圓形的牌匾,由古物古蹟辦事處所立,記載公園所在原是貧民窟,一八九四年爆發鼠疫,肆虐香港達三十年。貧民窟清拆後改建為公園,以紀念第十二任香港總督卜力爵士(Henry Arthur Blake)。卜力於一八九八年英國租借新界和離島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後接任港督,直至一九零三年任滿為止。據說當時鼠疫尚未平息,加上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入侵,大量移民從內地湧入香港,導致衛生惡化,鼠疫更趨嚴重。卜力著手整頓,初時以酬金鼓勵捕鼠,後來改用老鼠箱,避免有人養鼠牟利。直至七十年代,仍有「電燈杉(柱)掛老鼠箱」的俗語。

現在想起來,一八九四年可算是多事之秋。除了震動全國的中日甲午戰爭,在香港還有甲午風災和鼠疫,死傷枕藉。可是這兩件社會大事,歷史課本隻字不提,只有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覽和某些有關香港歷史掌故的書籍中提及。轉念一想,當五、六十年代因天旱而限制供水,因颱風而導致山泥傾瀉,無數居住山坡木屋的貧民流離失所等號稱「集體回憶」也逐漸褪色,一個多世紀以前的天災人禍,還有誰在意呢?

後記:三月二十八日補影樓梯街及文武廟今貌。

中上環訪古遊記(七)

循聲看去,石階上黑壓壓的站滿了人,十居其九手裡都拿著照相機,不禁一陣好奇。擠進人群裡仔細一看,原來必列者士街市場後面依山而建的僻靜小巷,便是因得獎電影《歲月神偷》而聲名鵲起的永利街。

三月十四日,政府尚未決定保留街上十多幢舊樓,有居民在街口發起簽名運動,爭取保留自己的家園。街上擠滿了來自其他地區的本地遊客,紛紛站在舊樓前取景拍照,以到此一遊的方式,踐別僅存的老香港風貌。

三十年前尋常不過的木門、晾衣竹、僭建露台,如今竟成為遊客讚嘆不已的「景點」。

這些三至五層高的舊樓,沒有升降機,只有樓梯,每層大多分為左右兩戶,廚房設於房子末端,另有一條樓梯通往屋後,以作火警逃生之用。在香港,這種房子多稱為「唐樓」,總教我百思不得其解。論建築風格和方法,明明是鋼筋水泥建造的舶來品,為甚麼叫做「唐樓」?跟小時候報紙廣告上宣傳的「洋樓」有甚麼分別?

放眼望去,永利街的遊客多是曾經住過類似樓房的中年人,陪著年邁的父母前來懷舊,也有不少像發現新大陸一般興奮莫名的少年男女,卻沒見到帶著小孩訴說自己童年往事的年輕夫婦。記得在歌賦街吃麵的時候,看到不少帶著孩子去九記牛腩而望門興嘆的父母,年紀可能和我差不多,但發覺麵店沒開門之後,便一臉失望地開著名貴汽車揚塵而去。也許,在父母心中,孩子的飽暖才是最重要的。

小時候雖曾在堅道小住數年,其實大部分童年時光都在尖沙咀度過。記憶中的第一個家,便是金巴利道的唐樓,外貌與永利街的舊房子差不多,不過那房子早給拆掉,現在已經變成一家精品酒店了。

當時一家四口租住一間睡房,廚房和浴室都是與業主共用的。廚房很大,業主的老傭人霞姐就住在廚房分隔出來的小房間,廚房外有一條很長但有點鏽蝕的鐵板樓梯直通地面的後園,好像是和靠近諾士佛臺那邊的房子共用的。園子裡種滿了盆栽,好像還有一棵大樹,夏天時綠葉成蔭,甚是涼快。陽光灑落庭園的地上,變成一片片剪碎了的金色魚麟;樹葉隨風擺動,魚麟也跟著活躍起來。後園的東側有兩扇鐵鑄的大趟門通往金巴利道與諾士佛臺之間不知名的小巷,鐵門檻很高,那時候人小腿短,每次跨過去也得費點勁。其實我很少在庭園裡流連玩耍,要跨過鐵門檻,是因為要到諾士佛臺的幼兒園接弟弟放學。那時候諾士佛臺是很幽靜的住宅區,人跡稀少,除了幼兒園,還有一間私立中學,名叫「格致書院」;又有一間裝飾道具公司,經常發出一陣陣木屑和油漆的味道。

說來好笑,那時候我才四五歲,弟弟也不過三歲,自己連路也走不穩,不知怎地就自告奮勇去接弟弟放學。不過挽著弟弟小手的感覺,還有在那個家發生的很多事情,甚至是家裡的陳設,即使三十多年之後,我仍然記得很清楚。

Wednesday, 28 April 2010

中上環訪古遊記(六)

輔仁文社舊址西端有一條短街叫三家里,可直通鴨巴甸街。繼續下山可回到楊衢雲殉難處,原來就繞著街角的建築物走了一圈。下山前行數十步,左邊的路口便是歌賦街,譽滿香江的老字號粉麵店「九記牛腩」就在這條街上。九記對面的不知名大牌檔也相當有名,以蕃茄濃湯通心粉為招牌菜。以前九記牛腩也是大牌檔,就在那大牌檔旁邊,檔前的小空地上一天到晚擠滿食客,熱鬧非凡。近年九記牛腩搬到馬路對面的店子,只剩下大牌檔孤零零的與它隔街相望,頗有點牛郎織女的況味。兩店在星期天和公眾假期休息的慣例也是數十年如一日,所以星期天前去歌賦街,倒有一份難得的恬靜。

大牌檔旁邊有一個說明牌,表明孫中山先生當年與合稱「四大寇」的朋友,就在歌賦街八號「楊耀記」聚會,是為文物徑第十三站。不過說明牌所在的位置,在歌賦街二十四號旁邊;而歌賦街八號,今天已是一家時髦的環保傢具店,裝潢簡約亮麗,風格與附近蘇豪區的時尚食肆、藝廊如出一轍。中上環這幾條街道的氛圍愈來愈像歐洲小鎮,老香港的風貌卻半點不賸了。

一路上只顧著參觀拍照,錯過了午飯時間,一口氣走了那麼遠,只覺得又累又餓。附近沒甚麼好吃的食肆,只有一兩家茶餐廳和老字號蓮香樓,但一個人不想吃得太多,幸而找到一家新派上海麵店打尖休息。

麵店位於歌賦街街尾,對面就是聖公會基恩小學,即文物徑第十五站中央書院舊址。據說中央書院是香港首家官立中學,孫中山先生少年時曾肄業於此;一八八九年遷至荷李活道警察宿舍的位置,一八九四年改稱「皇仁書院」,沿用至今。抗日戰爭時書院被炸毀,戰後則遷到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對面,直到今天。至於第十四站雅理各博士紀念牌匾,依稀記得小時候見過,就在基恩小學的外牆上,如今該處卻搭建了一座修理水電的攤子,牌匾給蓋住,看不到了。

歌賦街盡處轉左,便是城皇街(不知以前街上是否有過一座城隍廟?),基恩小學就位於兩街的交界處。轉入城皇街前行,可返回荷李活道。過馬路後直上城皇街,忽見綠蔭匝地,不知通往甚麼地方的石階上全被樹蔭遮掩,登時滿目生涼,甚是暢快。慢慢走上石階,原來左邊的石牆便是警察宿舍西側,原來又繞了一圈。爬完第一段石階,便來到東西橫向的必列者士街,迎面是一幢舊式的菜市場,少說也有四五十年歷史。小時候類似建築風格的菜市場觸目皆是,在灣仔、尖沙咀、佐敦(地鐵未開通之前稱為「官涌」)、油麻地等地區都有,現在卻所餘無幾了;所以看到菜市場的時候,不禁一陣驚喜。

沒想到眼前這一座荒廢了的舊市場,原來就是公理會福音堂的舊址,即孫中山先生在香港求學時的住所。站在街上仔細打量這座菜市場,想像孫中山先生少年時拿著書本拾級而下,腦後拖著辮子到歌賦街上課的情景,真是百感交集--歷史與現代再一次在眼前碰撞,舊建築見證的滄桑,再加上改建前的歷史遺蹟,端的令人思潮起伏,情難自已。可是街上行人甚少注意到市場西端的說明牌,反而聚集在市場東側城皇街的石階上,不知在做甚麼。

中上環訪古遊記(五)

離開孫中山紀念館後,過堅道,便是鴨巴甸街南端,路口右側是聖瑪加利女書院。鴨巴甸街南北縱貫,十分陡峭,途經士丹頓街、荷李活道、結志街、歌賦街、九如坊、威靈頓街,直通皇后大道中。沿路下山,來到士丹頓街交界處左側,便是近日聲名大噪的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因為行政長官曾蔭權小時候曾在這裡居住,不知怎地聲價百倍,保育之聲不絕於耳。在輿論壓力之下,政府決定把空置多年的宿舍納入「保育中環」計劃中,將改建為創意設計中心。三月十四日路過時,場內好像在拆卸甚麼舞臺,大概是舉辦過甚麼文藝活動罷?

坦白說,警察宿舍設計不算突出,歷史價值有待考證,我對其去留不置可否;反而對宿舍外鴨巴甸街與士丹頓街交界處西北角的地下公廁深感興趣。該處現已密封,公廁的標誌也已拆去,只剩下路面的屏障,表面鋪砌的紙皮石頗見殘舊。從側面看去,倒有點像新界鄉村路口常見的社壇(即祭祀土地的神壇),平添了一抹神秘的氣氛。

走到荷李活道口,在十字路口東北角,便是文物徑第十站雅麗氏醫院及附設香港西醫書院舊址,據說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習醫時,曾在這裡實習。醫院遺蹟早已蕩然無存,現址建成了五層高的洋樓,看上去樓齡至少也有四十年了。至於第九站道經會堂舊址,更是了無痕跡,連荷李活道七十五號的門牌也找不到,但相信就在毗鄰的那一排洋樓之間。

在荷李活道向東走數十米,在卑利街交界處,還有一幢外型典雅的舊房子,樓下一間古色古香的涼茶鋪至今仍在營業,時光彷彿在這裡凝固了,五十年如一日,從來沒有變化。觀照身後現代感十足的服務式住宅、西洋藝廊,感覺煞是奇妙。

返回鴨巴甸街向山下直走,來到從小熟悉的結志街口,沒想到竟看見文物徑第十二站楊衢雲殉難處的說明牌子。突然想起《十月圍城》第一個鏡頭,張學友飾演的楊衢雲在學生簇擁下離開輔仁文社,結果被清廷的殺手槍擊致死,倒在人群之中。說明牌子上印著楊衢雲的遺照,不知道附近的街坊被逼與死於非命的革命志士「朝夕相對」,會有甚麼感想。

右轉入結志街,過垃圾站,沒多遠便是百子里。小時候早看見百子里隱蔽的入口,夾在兩爿雜貨店之間,與店鋪所在的住宅大樓共用,但從來沒想過走進去一窺究竟。走過狹長的走廊,便是一堵石牆,左右兩端均有樓梯通往一個平臺花圃,原來那是樓房之間的一片小空地,部分已改成休憩公園。赫然發現樓梯頂端又有一塊說明牌,原來這裡就是輔仁文社的舊址,即文物徑第十一站。

午後的陽光有點刺眼,在春天的悶熱裡上山下坡,早令我汗出如漿。不知是心理作用還是怎地,來到百子里,卻覺有一絲涼風,吹得我渾身疙瘩。站在花圃之中,想像清末的革命志士在市井之間穿梭奔走,深信自己能為中國開創更美好的將來,心中不禁黯然。他們的熱誠、堅毅、捨生取義的勇氣,至今仍令人神往;但想起民國之後的亂局和戰禍,又不禁唏噓良久。當年的豪情壯志早化煙雲,歷史卻沒有完全湮沒,彷彿仍像幽靈一般,在市井之間徜徉。多年來,結志街一帶均為露天市場,是販夫走卒營生餬口之地,至今仍然喧鬧繁榮,以前在這裡發生過甚麼,全然不著痕跡,與民生也彷彿毫不相干。歷史選擇了這段尋常巷陌作為它的場景,是為了它的平凡不顯眼,還是為了人間煙火的永恆?可是,在財雄勢大的推土機面前,生命如浮雲,人情似輕煙,還有甚麼是永恆的?

後記:三月二十八日補影結志街市場、百子里及輔仁文社現址。

Sunday, 25 April 2010

Back to School... After 20 Years

The year 2010 marks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St Mary's Canossian College, where I studied from Primary One to Form Six. Thanks to Mrs Lau Wu Siu-lan's help, I was lucky enough to get a ticket to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the English drama to celebrate the school's anniversary, staged at the school hall last night. Together with Patricia and Winnie there I returned after 20 years since graduation.

We arrived at school about 15 minutes before the drama commenced. We had a short walk in the tuck shop and the playground and were surprised to see that everything seemed shrunk. The ceiling of the tuck shop measures less than two metres and it was never high in my memory, but the crossbeams supporting the gymnasium above seem to be hitting my head at any time. I was only wearing my sneakers and couldn't help wondering if I have grown that much over the past 20 years, or my eyesight has been spoilt by tall and large, mammoth buildings.

There were many other changes to the campus too. The single-storey laboratories outside the tuck shop have been replaced by a new four-storey building. The outdoor badminton court that lied between the old laboratories has now become indoors under the four-storey building. The stone walls and the green gate leading towards Kimberley Road have been demolished and replaced by concrete. A high-rise building now stands where the primary school playground and sports warehouse was, housing more classrooms and function rooms. From my vivid memory, most of the vanished playground enjoyed the shelter of green foliage from the large crowns of old trees with stretching stems like a strong man's arms. Sadly most of the trees are now gone, and so are my good old days of childhood.

The drama was staged at the school hall on the second floor of the hall building. For some reason the staircase leading up to the first floor of the hall building seems incredibly shorter than what I could remember. When I first met Winnie when we were only Primary Two girls, we were playing rock-paper-scissors on the staircase. Every step took extra caution because I always felt I would have fallen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broke my skull and died otherwise.

Just like many other assemblies for important announcements and events, the school hall was filled with rows of neatly laid out seats. Again, to our surprise, the school hall was much smaller than we felt when we were young. When it seemed to take forever to reach our seats at examinations, it only took a dozen steps to reach our seats on the eighth row. Perhaps it is because we were no longer intimidated by school examinations when we have overcome many more challenges and detoured from deadlocks outside the campus throughout these years.

The drama was indeed enjoyable and not to be missed. The props were surprisingly sophisticated and I never knew these could have been possible in our humble school hall. It was also amazing to see how much the teenage girls behind us enjoy performing and producing and how far they can achieve. When I was at their age, the best thing I could do on stage was to play violin in a school orchestra. Of those, my two thumbs up for Frances Chan who played Bottom, one of the duke's servants to professional standards. She was simply gorgeous. Her resemblance to Beatrice Liu only adds to the amusement. Puke, the naughty little fairy who messes up the romances, should thank Kelly Leung for a remarkable performance. Don't forget that Frances is at Form Four and Kelly only Form Two!

After all, director and producer Geoff Oliver deserves the biggest credit to make this "dream" come true. He was an English teacher back in our time and the one who initiated drama productions for the school. Now the boss of a production house bas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he is commissioned by the school to make the drama an annual specialty for many students, parents and past St Marians to look forward to. No wonder the teenage crews call him "Lo Ban" - "boss" in Cantonese. Without Mr Oliver, as we used to call him, we would never have the privilege of making our own productions. Oh yes, I was in the props team back in 1988 for Hansel and Gratel too.

I can't really remember when the last time I had such great laughter. It feels as if I have returned to the best time of my life sitting in the school hall and enjoying every moment with my best friends. I am thankful to the lovely girls and Mr Oliver to have delivered such a great performance, which I found even more enjoyable than some of the Arts Festival programmes this year. I am most grateful to the school that have shaped me who I am in the most important years of my life. I hope the programme and the souvenirs will help me keep the dream and fond memories alive.

Sunday, 18 April 2010

Prejudice or Indifference?

If the year 2010 were to be remembered, one of the most noticeable happenings should be earthquakes. Over the past three and a half months there have had at least six strong earthquakes in Chile, Haiti, Indonesia, Taiwan, Turke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was not lucky enough to be spared. On Wednesday morning, 14 April, a strong earthquake of 6.9 in Richter scale rocked the Tibetan plateau in Qinghai province of northwest China. To date more than 1,400 were killed and more than 10,000 injured. Hundreds are still missing.

When the horrifying scenes of the Sichuan and Haiti earthquakes are still fresh in memory,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yet another one has struck so close to home. When I remember how the Chinese people stood up in grief but greater strength during the relief and rescue work of the Sichuan earthquake, I can't help being puzzled by the relatively cold respons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owards the Qinghai victims.

Unlike in May 2008 when Chinese state television broadcast live around the clock the relief and rescue operations, the coverage currently dedicated to similar work in Qinghai has been drastically reduced. Hong Kong media also seem to have played down for no reas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arth's wrath, although their enthusiasm in singing praise of the respectful 46-year-old volunteer Mr Wong Fuk-wing, who died after saving the children and teachers at the orphanage where he worked, has obviously exceeded sensible limits.

Why is that? I can't help asking. The most common explanation is that Qinghai is largely inhabited by Tibetans, who are often seen by the Chinese leaders as potential troublemake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not want excessive public attention, especially from overseas, which may cause unwanted repercussions to the disaster relief efforts. Unfortunatel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verify this argument. All we can see is the regrettable reversion to selectiv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at can only reinforce negative perceptions about the communist regime.

Interestingly, the Hong Kong media also seem weary in reporting the Qinghai earthquake compared to what they did about Sichuan two years ago. Of course Mr Wong's selflessness deserves our highest respect, but does it justify three days of full-page coverage on the front page? Isn't there anything else worth reporting? Why did the local media spend so much resources and devotion to the reporting of the Sichuan earthquake but not the most recent one in Qinghai? Does it have anything to say about our sympathy that requires some sort of unspoken pre-requisite such as the familiarity of the location? While more of us have heard about Sichuan than Qinghai, how many of us can tell where Sichuan is on the map of China? Does unfamiliarity justify indifference to those who suffer?

Thursday, 8 April 2010

中上環訪古遊記(四)

匆匆參觀清真禮拜堂後,乘自動電梯經摩羅廟街、摩羅廟交加街,逕到羅便臣道。出電梯右轉西行,一路上兩旁都是摩天住宅,只有一兩幢可能是張愛玲年代的五層高小樓房仍健在。小樓房雖然已有數十年歷史,看來頗有修葺,外牆沒有油灰剝落,鮮亮潔淨。夾在高聳入雲、金碧輝煌的巨宅之間,更顯沉靜優雅。

經過卑利街、西摩道、衛城坊,赫然在山坡下某豪宅旁邊的樹叢中,看到一座造型獨特的建築物,想必是文物徑第六站猶太教莉亞堂。正想拍照,忽聽有人擊掌,循聲望去,竟是豪宅的尼泊爾籍保安員向我跑來。他一邊跑一邊搖手,說那是私人物業不能拍照,心中不禁有氣。我又不是拍豪宅裡的動靜,他以為我是狗仔隊嗎?雖說教堂範圍已屬私人物業,但教堂在山坡下,與豪宅頗有距離,巴掌大的普通輕便相機怎會拍到那麼遠?遊目四顧,附近沒有任何樹木或雜物可為屏蔽,馬路與山坡之間只有及腰的護土牆和鐵絲網,行人的一舉一動,保安員一目瞭然,為免麻煩只好先離開,再想辦法。

繼續西行,過衛城道,又來到英華女學校旁邊的另一所豪宅。圍牆內有一幢灰色的古老建築,與豪宅的建築風格截然不同,想必是文物徑第七站倫敦會樓。據官方資料,這裡曾為倫敦會傳教士宿舍和那打素醫院護士宿舍,現已改作私人會所,當然是供豪宅的住戶專用了。這次學乖了,先走過豪宅入口,矮身躲在花叢後,避開保安員的耳目,再以近鏡拍照。

返回羅便臣道、衛城道口,經過蜿蜒隱蔽的行人路下山,在斜坡上赫然看見那猶太教堂掩映在高臺和老樹之中,高臺角落的石牆鐫刻「Ohel Leah Synagogue」字樣,肯定就是猶太教莉亞堂。

衛城道極陡峭,行走旭龢道至大會堂之間的十三號巴士也經過這裡。以前十三號多是雙層巴士,坐在頂層看著車子沿衛城道俯衝下去,頗有坐過山車的刺激驚險。現在人口稀少,十三號改以單層巴士行走,這個無聊的玩意兒就不好玩了。

衛城道北側的山坡前有一堵麻石砌成的堅厚石牆,真有點圍城的味道。小時候這種圍牆在中上環甚是常見,現在卻買少見少了。

下衛城道,在西摩道交界右轉,前行數十步再左轉入衛城道北段下山,沒多遠便是甘棠第的後門,門上以金字刻有甘棠第中英文名稱和興建年分,光亮如新。甘棠第原是香港早年富商何東之弟何甘棠的住宅,一九一四年落成,至今已近百年,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卻不是法定古蹟。何甘棠身故後,甘棠第幾經易手,數年前政府購下業權,改為孫中山紀念館,開放予公眾參觀,成人票價十元,學生、長者及傷殘人士半價。

甘棠第是西式古典建築,樓高三層,面向堅道的正門上有花崗岩砌成的拱門和雕柱,氣派恢宏。樓前有小廣場,現在置有孫中山先生求學時期身穿清朝服飾的銅像一尊。宅內的走廊、樓梯、窗牖均以木構為主,雕飾精緻華美。各個客廳已改作展覽廳,不准拍照,但裡面的整體布局與舊日沒有甚麼分別,柱樑和壁爐仍然保存完好。

孫中山紀念館的展品甚是豐富,一樓和三樓是常設展廳,分別以「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和「孫中山時期的香港」為主題,另有關於何東家族與甘棠第歷史的小展廳,視聽室和活動室若干。二樓則是特別展廳,經常更換主題和相關展品。三月十四日參觀時,特別展覽以「時代符號:中山陵」為主題,展示多種有關孫中山先生逝世、發喪、中山陵籌建及葬禮(當時按古代帝后葬禮規格,稱為「奉安大典」)等歷史資料。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當年為孫中山先生逝世而編製的《哀思錄》,共分三冊,書中詳盡紀錄了孫中山先生的病情、醫療報告、逝世經過、遺墨,以及中外人士的悼文輓聯。展覽複印了少量內容供參觀者瀏覽,甚是珍貴。

可惜當天遇上兩個本地旅行團,大宅內人山人海,人聲鼎沸,想仔細看看展品和說明也不容易,匆匆看了大約一小時就離去了。

中上環訪古遊記(三)

在些利街乘扶手電梯上山,過伊利近街、堅道,經太子臺,左邊可看到粉綠色圍牆和拱門,就是文物徑第五站回教清真禮拜堂。

據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資料,這座清真寺首建於一八四九年,是香港第一座清真寺,俗稱「摩羅廟」。難怪些利街南端的橫街,就叫「摩羅廟街」(粵語「羅」字須讀陰平聲,才是香港人對印巴籍人士的俗稱)。現有建築則是一九一五年重建的。

小時候逢年初一,老爸都帶我們到清真寺對面的姑祖母家拜年,直至老爸過世後就沒再去了。後來姑祖母和姑祖父先後去世,他們所住的舊樓仍在,但早已煥然一新,樓下也開了一間小餐廳。近年些利街的路面也經過重鋪美化,又興建了自動電梯,和小時候的印象大不相同了。

在這條街出入十多年,這卻是第一次到清真寺參觀。進大門後,看見幾個教徒在石階上聊天,特別問過他們能否在寺外拍照,然後才敢往裡面走。

上石階後,原來寺外是一個面積甚大的廣場。不少教徒在聊天說笑,老少都有,但全是男性。當中好像有幾個教徒盯著我這不速之客,我只當作沒看見。清真寺不算大,略呈長方形,門上有高塔,塔身雕刻甚是精美,還有白色的圍欄作裝飾。塔頂是清真寺的招牌洋蔥形狀,上面還有回教國家旗幟常見的星月標誌。寺門向東,門前堆滿了鞋子,想是很多教徒在祈禱,我也不敢進去打擾,只在廣場上隨便看看。

小時候雖然常常看到清真寺的大門,但從來沒想過要進去看看,好像早已懂得寺廟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如果要說關於些利街的記憶,最清晰的還是姑祖母、姑祖父的樣子,還有他們家裡數十年如一日的晦暗陳舊。

姑祖母是個「清朝人」,身材瘦削,紮著一雙小腳,看上去比當年我這小學生的腳還要小,即使在家裡走動,也顯得舉步維艱。她臉蛋又長又尖,戴著一副厚厚的眼鏡,髮型有點像當年在法庭上驕橫跋扈的江青,所以我心裡有點怕她,從來不敢跟她說話。即使她和我說話,我也只是唯唯諾諾罷了。姑祖父是長方臉蛋,渾身圓鼓鼓的,個子不高,雙眼很小,總是瞇成一條縫,但耳朵很大,有點像歷史課本裡畫像中的成吉思汗。小時候覺得他像日本人,現在想起來又覺得他像韓國人。他們家裡鋪的紙皮石地板、客廳裡又厚又硬的炕床、牆壁上殘破褪色的年畫和春聯、經常半開半掩的百葉窗簾,還有麗的呼聲年代遺留下來的木架電視機和藍色濾光鏡,如今只能活在記憶裡了。

Wednesday, 7 April 2010

中上環訪古遊記(二)

沿砵典乍街拾級而上,經過士丹利街,到擺花街、威靈頓街與砵典乍街交界處,馬路對面正在拆卸重建的商業大廈,便是清末時杏讌樓西菜館所在,現為孫中山文物徑和中西區文物徑中環線的其中一站,卻不屬於上環線之內。

據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資料,當年孫中山先生經常與革命志士在杏讌樓開會,參與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的海外革命志士也曾獲此處庇護。不知是否因為拆樓的關係,以前放在商業大廈與綠色小販鐵皮屋之間的說明牌竟然不翼而飛。若是外地遊客,恐怕就會錯過了這個頗有歷史意義的小地方。

繼續循石板街上山,走到荷李活道,便看見建築雄偉的舊中區警署,裡面還有域多利監獄和中央裁判司署,俱為法定古蹟。整座建築群佔地甚廣,四面單邊,北臨荷李活道、西鄰奧卑利街、東接亞畢諾道,南面則是贊善里和堅道。早幾年香港賽馬會宣布斥資十八億港元修繕和活化中區警署建築群,並請來國際著名的建築師Herzog & de Meuron設計新大樓作文藝活動之用,結果其「竹棚」設計招來劣評如潮,拆卸部分並非法定古蹟建築的建議更引來口誅筆伐,保育和設計方案遂遭否決。事隔兩三年,香港政治生態每況愈下,以保育古蹟為名、沽名釣譽或撈取政治本錢為實的牛鬼蛇神層出不窮,且看中區警署建築群的新保育方案,能否掩得住悠悠眾口。

在砵典乍街與荷李活道交界處右轉向西約六十米,左邊的斜坡路便是些利街,現為半山扶手電梯的必經之路。

乘扶手電梯上山,第一條東西橫向的街道便是士丹頓街,與些利街、第二條橫向的伊利近街等均為蘇豪區的中心地帶,食肆、酒吧林立,非復以前恬靜樸實的老區模樣。記得小時候曾聽老街坊說過,士丹頓街早年曾有「師姑街」之稱, 據說是因為以前街上有很多尼姑庵。現在只剩下永善庵(即文物徑上環線的第四站),默默看著街上徵酒逐色的紅塵中人。

所謂「大隱隱於市」,永善庵正是最佳演繹。小時候對永善庵門上古色古香的橫匾印象極深,可惜近年已換上電腦刻字,再以帆布簷篷遮蓋,索性把最後一丁點兒歷史的氣味收藏起來。雖然庵外有一塊說明牌介紹永善庵所在的歷史淵源,但我站在街上看了一會,無論是外地遊客或是街坊,也無人註足細看。

據說明牌上的資料,永善庵所在為香港興中會總會的舊址,當年以「乾亨行」的名義作掩飾,並為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的籌劃之地。庵堂林立應該是後來的事了,但其間經歷過甚麼變遷?尼姑為甚麼要在士丹頓街聚居?為甚麼後來又煙消雲散?我倒是很好奇……

歷史與現代就在這裡交融,看似相安無事,其實涇渭分明。那份時空交錯、似近還遠的感覺,只可意會,難以言傳。

後記:三月二十八日補影擺花街杏讌樓西菜館現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