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6 January 2012

餘波未了

上星期浸會大學的民意調查風波,在農曆新年假期前已被撲熄,暫告一段落。一月十九日,經傳媒廣泛報道後,陳新滋校長決定改變初衷,成立委員會調查事件。趙心樹教授也發表書面聲明道歉,但未獲浸大師生接受,堅持徹查真相。

坦白說,從新聞報道引述趙教授的道歉聲明看來,內容軟弱無力,明顯是迫於形勢,稱不上真誠,所以道歉不被接受,實屬意料中事。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為甚麼建基於片面之辭的輿論,近日竟演變為道德審判的一言堂,駸駸然有凌駕於法律之勢。從升斗小民包二奶、豪門爭產到馬頭圍道塌樓、花園街大火等天災人禍,事例不勝枚舉,我對此深痛惡絕。古語有云:「公道自在人心」,但那其實是對法制不全的另類控訴。香港是法治社會,法制較健全,稱譽全球,可是法治精神似乎並沒有如我們自詡的深入民心。「法律不礙人情」這句老話,歷久不衰,往往是不守規矩的刁民為自己開脫的藉口。可是,為甚麼嚴人寬己,香港人在地鐵車廂進食就可以網開一面,外地人就要嚴格執法?法律一視同仁,所謂「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為甚麼執法要分開本地人和外地人?這符合法治精神嗎?

社會上吹毛求疵、窮追猛打、立場先行的批鬥風氣,固然令人厭煩;但各類機構日常運作上的毛病和面對輿論壓力時的反應,同樣令人搖頭。例如由浸大副校長領導的調查,實在難稱周全,在這個嚴人寬己、苛刻無情的社會,難免啟人疑竇。事件的癥結,在於趙教授為何在調查未完成的時候決定公布中期結果。這是最基本、最關鍵的問題,為何沒有包括在調查範圍內?既然尊重學術自主和獨立,更應明白這不只影響教授的個人名聲,也牽涉大學多年來辛苦建立的信譽。如果只是調查統計方法和數據有沒有出錯,難免令人覺得調查只是平息民憤的權宜之計,未能正視問題所在。

另外,拙文曾提及傳媒追查報道真相,不應只考慮政治干預這一點。言猶在耳,《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在一月二十三日的專欄內,進一步暗示事件的「政治動機」。現摘錄文章的最後一段如下:

「耐人尋味的是,浸大的民調尚未公布,陳慧兒(秋盈按:唐英年競選公關負責人)怎麼會收到傳媒查詢,請唐營回應民調結果?這家傳媒是怎樣收到消息?浸大傳理學院院長趙心樹下令提早把不完整的民調結果上網,他說是為了搶時效,避開臺灣大選,但為甚麼不發新聞稿通知所有媒體,以增加民調的見報率和影響力?為何只有個別刊載大量挺唐言論的媒體收到風聲,獨家報道這個對唐英年有利的局部民調結果?浸大校方在校友和輿論壓力下,指派統計學學者覆核民調的科學性,其實還未觸及問題的核心,那就是提早公布民調結果的政治動機!」

想當年唸新聞時,有傳播理論學者把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角色稱為gatekeeper,即守門者,控制的不是人潮秩序,而是輿論。因為在報章、雜誌、電視、電臺等傳統媒體上,哪宗新聞需要採訪、怎麼採訪、怎麼寫、寫多少,都是由記者和編輯全權決定,讀者只是被動地接受報道的內容。因此,新聞工作者責任重大,態度必須嚴謹持平,力求準確。可是現在說責任已經很傻,寫的和看的都在努力編織一個又一個圍繞「政治動機」的故事,以符合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劇情。

打著實事求是的旗幟,而行以偏概全之實,安的又是甚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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