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3 October 2013

高下立判

上星期六晚上到油麻地戲院去看《帝女花》之前,下午先到演藝學院參加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講座系列第二場《傳統戲曲與城市生活》。主講嘉賓是內地著名編劇、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羅懷臻教授,以及香港演藝學院署理戲曲學系主任張秉權博士,並由西九龍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先生擔任主持。

「傳統戲曲與城市生活」,是關乎戲曲在現代社會生存和發展的重大課題,喜歡戲曲、關心戲曲的朋友都應該認真思考和討論,藉此為戲曲尋找一條較好的出路,甚至開拓更廣闊的前景。

因此,我期望兩位主講嘉賓可以介紹和比較內地與香港戲曲行業的現況,分析其中的優劣、利弊、挑戰與生機,從而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真知灼見。或者從兩地的歷史、經濟、社會、文化狀況等方面,分析這門傳統藝術與現代生活的關係,提出一些精闢獨到的觀察或意見,啟發觀眾的思考。

其實這個題目很廣闊,可以討論的東西太多,我本來有點擔心講座會失去焦點。即使要我毫無準備之下,也可以馬上想到一大串值得思考和討論的問題。首先是解釋題目、釐清概念:所謂「傳統戲曲」,是指傳統意義上的戲曲,與「現代戲曲」相對的概念;抑或暗示「戲曲」本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所謂的「城市生活」,又有哪些特質?有沒有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明、清、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城市面貌,與今天二十一世紀初的城市,差異實在太大,絕不能混為一談,這是應有的常識。

只要把題目的關鍵概念弄清楚了,討論內容才有意義。接下來應該問的是:如果戲曲代表著傳統文化,與城市生活的關係是怎樣的?兩者之間是否一定有所觝觸,甚至對立?有沒有可以轉圜或互相包容、甚至融合的餘地?如果有的話,戲曲與城市生活應該如何審視彼此?如何相處?回顧歷史,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和社會的各種急劇變革,並沒有完全令戲曲絕跡,反而出現了一些至今奉為圭臬、難以踰越的高峰。那些流芳百世的藝術家,是怎樣培養出來的?他們對傳統藝術的認知和尊重,對藝術境界的追求、探索和創新精神,給二十一世紀的演員、編劇、幕後工作人員和觀眾,帶來甚麼啟發?

可是,講座上沒有回答這些問題,連解題也欠奉。我只能夠對讀中、英文主題,得出「傳統戲曲」是「代表著傳統文化的戲曲」的結論。因為英文主題根本沒有「傳統」一詞,就平鋪直敘的說Xiqu and City Life。

也許有人覺得我要求太高,恕我不敢苟同。這是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為推廣戲曲、開拓戲曲觀眾層面、探討戲曲前景而舉辦的嚴肅活動,不是追星派對,也不是小圈子的吹水會,而且是收費的(八十個大洋可不便宜哪),觀眾對內容有要求、有期望,不是吹毛求疵,而是對活動本身、主辦者和戲曲藝術的尊重。為了吸引觀眾,採用輕鬆的對談形式不成問題,分享一些個人經驗和心得更是理所當然,但以輕鬆、通俗的方式表達,不等於主講者可以輕率從事,不做功課。

兩個小時下來,只有羅教授的發言較有價值,沒有離題之餘,也有一些頗能發人深省的要點。例如他回憶八十年代內地改革開放之初,一下子打破文化大革命期間樣板戲獨尊舞臺的局面,使傳統戲曲死裡逃生,蓬勃之極。可惜維持不到三年,觀眾都開始投向電影、電視劇、流行曲等新興娛樂,對傳統戲曲棄如敝屣。據他的觀察和省思,這是因為傳統戲曲的內容和思想,與改革開放的理念有所矛盾。於是他提出「戲曲都市化」的主張,即戲曲須承載其時其地的「時代精神」,以戲曲獨特的表演方式,表達現代人與社會的精神,藉以延續其生命力。當時內地興起所謂「探索文藝」的風潮,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紛紛探索和重新發現「人」的價值,強調和歌頌人的感情和欲望,甚至矯枉過正到將「人」凌駕於一切價值之上。羅教授自己也寫了一部《西施歸越》,講述勾踐滅吳後,西施懷著身孕回到越國,飽受歧視和排斥的困境。雖然我沒看過此劇,但聽上去構思著實不錯──既然我們可以一廂情願地幻想西施與范蠡五湖泛舟、遁跡世外,為甚麼不能「現實地」假設她回國後得不到應有的善待和尊重?這是非常符合人情世故的假設,而西施如何面對這些無形的心理壓迫,應該也適合以戲曲的抒情手法表演出來,觀眾也應該容易產生共鳴。

此外,羅教授也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兩點,值得戲行中人和觀眾深思:首先,若要戲曲藝術繁榮,必須吸引外行人也看,不能光是面對喜歡戲曲或從事研究的人。其次,劇作家與編劇家的分別,在於劇作家為自己而寫,編劇家則是為市場、為觀眾而寫。說得我心有戚戚焉。據我的觀察,香港編劇的最大問題,就是過分看重市場和觀眾的反應,往往在情節上堆砌造作,缺乏感情和題旨內涵,難以打動觀眾,遑論引起共鳴。為了迎合大部分老觀眾的口味,戲文容易流於因循苟且,逐漸與現代生活脫節,難以吸引新觀眾。問題是老觀眾只會愈來愈少,若不能及時培養足夠的新觀眾,戲曲就沒有前途。雖然近年戲行中人已意識到問題嚴重,從多方面著手補救,不過他們似乎仍是比較注重培訓臺前幕後的從業員;其實培養高水準的編劇和懂戲、有合理要求的觀眾,同樣刻不容緩。

反觀香港的主講嘉賓,好像只是為了回應羅教授的論點而存在,並沒有提出任何獨特的觀點。最令人失望的是,連對題發言也做不到。撇除言語隔閡的因素,恕我愚魯,真的不太明白他提起自己小時候一邊看報紙刊登的曲詞,一邊聽收音機播粵曲、在甚麼戲院看戲、怎樣改編《灰闌記》為《灰闌情》,跟這個主題有甚麼關係。

觀眾的提問也好不了多少。全場連我和老友在內只有四個觀眾提問,但我說甚麼也聽不懂其餘兩人在問甚麼。其中一人更是高談闊論,從英國殖民地時代說起,像發表政見多於提問,氣氛尷尬,令人不耐。老友說得對,簡直就像維園阿伯爭奪咪高峰大放闕詞一樣。

難道香港戲曲評論者與觀眾的水平,就只有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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