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30 October 2014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之《隋宮十載菱花夢》

成語「破鏡重圓」,比喻夫妻重修舊好,源出陳末隋初一段曲折動人的故事。話說南朝陳後主之妹樂昌公主才貌雙全,下嫁太子舍人徐德言,夫妻恩愛。楊堅統一北方,建立隋朝,隨即揮軍南下。徐德言心知夫妻離散在即,遂分鏡為二,與樂昌公主各執一半,相約每年正月十五在京城鬧市賣鏡,以圖團聚。陳亡後,樂昌公主被俘往長安,並為隋朝開國功臣、越國公楊素收為寵妾。樂昌公主難忘舊侶,依約每年正月十五遣老僕在長安賣鏡,可惜徐德言音訊全無。多年後,徐德言流落長安,終與老僕相逢,向他細訴原委,贈以半面銅鏡,並題詩遣懷:「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公主聞報,抱鏡大哭。楊素探知其事,深受感動,遂設宴招待徐德言,仗義還妻,並厚加賞賜。其後樂昌公主與徐德言同返江南,相偕到老。《帝女花》〈庵遇〉周世顯那兩句曲詞:「樂昌於昔日尚可破鏡重明,樂昌釵分後尚與駙馬重認……」正是用此典故。然而此事正史不載,只憑稗史小說流傳至今。

這個故事哀怨淒美,原是戲文改編的上佳題材。誰知在新秀匯演看到的粵劇改編本《隋宮十載菱花夢》,內容頗多犯駁,情韻欠奉,令人失望。曲詞與唸白的文字水平也相當參差,據說編劇是唐先生,但細味之則不似出自他老人家手筆,倒像是東拼西湊的一般。未知是原著本來如此,抑或經過多年流傳,早已給刪改得體無完膚,非復舊觀?

其中最教人費解者,就是顧存義這個人物。顧存義由丑角擔綱,插科打諢無可厚非,但也須符合人物身分,方見法度。顧存義自稱官居「太傅」,可是談吐粗魯無文,猶如維園阿伯一般,著實叫人大吃一驚。須知太傅是輔助君主執政的最高級官員之一,與太師、太保合稱「三公」,二千多年前的西周已有其職。太傅主要負責制定及頒行禮法,兼任君主的老師;後來則成為德高望重、學問淵博之士的虛銜。雖云小說家言,不必深究,但人物言行與身分差距太大,始終不合情理,亦會影響觀感。其實顧存義人如其名,一直護持樂昌公主和她的兒子,也是個有情有義的人物,何必讓觀眾對他心生厭惡呢?因此竊以為修訂顧存義的曲白,實在刻不容緩。若說把顧存義改成服侍公主的太監,雖是合情合理的折衷辦法,實際上也是治標不治本。歸根究柢,這牽涉到我看戲多年仍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為甚麼丑角一定要搞笑?演戲應以人物或行當為先?就算要搞笑,為甚麼總是沿用言行粗鄙的老套?難道沒有更好的點子嗎?

坦白說,進場前我對《隋宮十載菱花夢》頗有期望,尤其希望看到樂昌公主面對舊愛新歡的複雜情感;楊越(即故事原型的楊素)對樂昌公主從不假辭色到深深愛慕,再而忍痛還妻的內心掙扎;還有徐德言與公主重逢的百感交集,這些都是戲味濃郁,可供發揮演技和仔細欣賞的段落。然而不知為何,戲文以敷演情節為主,刻劃人物心緒的篇幅較預期少,情節頗有脫漏之嫌,抒情內容也不太深入,以致整齣戲看將下來感覺平淡,沒有深刻的觸動,殊覺可惜。例如第一場楊越亮相時殺氣騰騰,奉命追殺公主一家,面對公主為掩護駙馬逃生而百般挑引亦不為所動,最後卻被公主凜然就戮的氣度所折服。第二場敷演楊越攜樂昌公主母子回家,向母親訛稱自己已在外成親生子。第三場則說楊越與公主成婚多時,仍是守禮自持、分房而睡,但楊越已對公主暗生情愫,渴望跟她成為名實相副的夫妻。經過一番糾纏,楊越突然揮長袖把公主捲進懷中,在雷雨之夜得償所願(!)。可是楊越在這三折的心理變化不太明顯,前後形象的銜接也未算緊密,不知是曲文刪削過多或其他原因所致。又如第四場徐德言無意間得悉公主已另嫁,自忖重逢無望,傷心欲絕;結局時終與公主相見,卻憤而打了她一記耳光,突兀無比,亦於禮不合。駙馬雖是公主丈夫,駙馬都尉的身分始終是因公主而得,故地位仍較公主略低;即使國亡之後,徐德言應否如此「以下犯上」,實在值得商榷。最後徐德言與楊越爭相讓妻,場面婆媽拖沓,又置樂昌公主意願於何地?且不說公主面對舊愛新歡難於抉擇,看著兩個男人把自己像貨物一般推來讓去,教人情何以堪?難怪她要羞愧自盡了。

據手上的資料,《隋宮十載菱花夢》是一九五零年的作品,當時唐先生的創作尚未成熟,缺漏難免,但應否失色至此,的確耐人尋味。仔細想來,此劇與《火網梵宮十四年》同是兩男共爭一女的故事,情節和人物格局甚為相似,而且也是悲劇收場。但從新秀匯演看到的版本而論,後來成文的《火網梵宮十四年》較為流暢,雙生雙旦的形象更鮮明,戲份也較平均。只可惜這個流傳已久的「破鏡重圓」粵劇版,沒能充分演繹應有的哀怨纏綿,浪費了這麼一個好故事。不知有沒有人願意重寫此劇,還樂昌公主、徐駙馬和楊將軍一個公道呢?

最後想說的是:看戲當晚,有兩個貌似學生的少年看得一頭霧水,每場落幕後忙不迭向其他觀眾請教,原來他倆連「破鏡重圓」的成語也沒聽說過,只是慕名來見識粵劇是怎麼一回事,卻看不懂在演些甚麼!我聽了嗟嘆良久,心想這不知是年青人的悲哀,還是傳統文化的淪落。唉……

附錄:《隋宮十載菱花夢》演出劇照

Tuesday, 28 October 2014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之《一劍能消天下仇》

演戲也是藝術創作,怎樣充分表達戲文和人物的內涵,可謂各師各法,並無定例。前賢定下的楷模,固然值得學習和借鏡,但人人天賦條件不同,總不能像倒模造餅一樣,而須因應演員本身的條件,加以斟酌、增刪;若能另闢蹊徑,推陳出新,自然更值得欣賞。

可惜香港粵劇仍以因循保守的觀眾佔多數,他們常以前賢的演法為品評標準,例如「像誰不像誰」便是戲院裡經常聽到的評語,演出經典名劇的時候尤其如此。可是像誰不像誰,又代表甚麼呢?不像,只要符合戲文情理,未必不好;太像,猶如複製人一般,扼殺了創作的餘地,除了滿足某些觀眾的心理外,對演員、對戲曲藝術本身,又是否一樁美事?然而香港是自由市場,從藝者抱負再遠大,也不能忽略這種「賞善罰惡」的力量。因此,上演全新創作或久未重演的冷門劇目,就成為增加創新機會、減低無故挨罵風險的折衷策略。

最近在油麻地戲院新秀匯演看到的《一劍能消天下仇》,正是睽違舞臺多年的塵封劇目。據說這是唐先生為新馬師曾所領導的「大四喜劇團」編撰的舊作,首演距今已逾六十年了。對一般觀眾而言,看此劇的感受與看新劇沒兩樣。

《一劍能消天下仇》的主要人物不算多,但情節相當複雜,也牽涉兩代恩仇,引人入勝的故事格局及以梆黃為主的音樂結構,均近似早前上演的《春鶯盜御香》。但《春鶯盜御香》是雙生雙旦而偏重旦角的劇目,《一劍能消天下仇》的戲份則集中於男主角馬庸身上,想是與開山者新馬師曾文武全才、唱演兼擅有關。

話說漢末政治腐敗,薛方城因罪判死,臨刑前將襁褓中的兒子薛庸託付出奔蜀國的馬茂陵。二十年後,馬茂陵貴為蜀國第一謀臣,但對故人之子、已改名馬庸的薛庸一直不甚喜愛,自幼命他住在磨房幹粗活,更強迫他婚配喬菱公主,讓親子馬源迎娶他愛慕已久、本與馬庸相戀的管清薇。馬庸侍親至孝,無奈接受。其後馬庸奉命征漢,不料與獲赦生還的親父相認,始知自己原為漢人,隨即罷兵。馬庸欲隨父歸漢,但薛方城著他先獻養父首級,以向漢帝表忠。馬庸不忍,薛方城遂自刎,讓兒子取其首級向蜀主謝罪,伺機行刺。最後馬庸攜蜀主首級,率領眾人奔漢。

從上述劇情大綱可知,馬庸戲份極重,而且唱做俱全、文武兼備。文華幸不辱命,悉力以赴,也看得出她把人物揣摩熟透,充分掌握馬庸純孝、忠誠、守禮自持等性格特點,向觀眾呈現了一個飽受命運播弄之餘,仍堅持道德操守的正直青年形象。前半部以交代劇情和人物心緒為主,沒有太多功架表演,倒講究表情、動作和唱腔的配合,是否燙貼傳神。例如馬庸被迫與公主成婚後,終日借酒澆愁,不肯圓房以示抗議,但又藉機與管清薇了斷舊情,圖息兩人癡心。可見他不是任性妄為的莽漢,只是陰差陽錯招人誤會而已。後來馬庸認回生父,息鼓偃旗,回到磨房,正苦惱是否應該殺害養父來博取漢主的信任;管清薇卻誤以為他休兵罷戰是難忘舊情,特攜酒肉趕往安慰,卻見他不假辭色,大感詫異。在這兩場講究馬庸複雜心理變化的戲份,文華均演得細緻,眼神和表情恰當自然。面對管清薇百般糾纏,也能表現從避而不談、不忍苛責到膩煩不堪的層次,相當難得。

後半部馬庸與父親相認、欲殺養父而不忍下手和哭墳等場面,則有較多類似傳統排場的功架表演機會。例如結局前馬庸提著父親首級趕往墳前安葬,表演了一段搖水髮的功架,以示馬庸激動悲苦的心情,接著又唱了一段旋律類似《胡不歸》〈哭墳〉的曲子(其實連情景也差相彷彿)。若要吹毛求疵,只嫌水髮節奏與鑼鼓配合不夠緊密,最後幾下加速的感覺也不明顯。但搖水髮後可以張口唱曲而不見氣喘,也難為她了。

此劇另一個欣賞重點是兩名鬚生扮演的馬茂陵和薛方城。行當如此安排,在常演劇目中也難得一見。梁煒康扮演用心險詐的馬茂陵,演唱及唸白皆保持水準,但演來略嫌虛浮,猶如虛應故事一般。某些即興的插科打諢也嫌過火了,例如第一場薛方城臨刑前向他託孤,他接過小孩後,居然煞有介事的說了一句:「你死不了也記著別回來認兒子呀!」臺下觀眾自然笑聲不絕,我聽了卻禁不住頭皮發麻。難道馬茂陵未卜先知?他怎知道薛方城最後獲赦不死?人家臨刑在即,與親生骨肉生離死別,卻來說這般毫無意義的爛gag,算甚麼呢?即使馬茂陵由丑角擔綱,竊以為這些脫離戲文的玩笑,還是可免則免為上。

劍麟飾演馬庸親父薛方城,卻是少見的認真和投入。儘管他似乎仍未掌握運氣行腔之道,總是以真聲喊叫的方式演唱,既不悅耳,嗓子也容易發啞;但演繹薛方城甘願捨命成全兒子的慈父胸懷,頗能觸動人心。可惜臨終時那個先自刎(割頸耶!)、後說話的表演方法實在大悖常理,令人忍俊不禁,破壞了悲壯感人的氣氛。我明白「看故不要駁故」,這種演法也很常見,但再演一萬遍也只會繼續淪為笑柄,何苦來哉?何不另創新猷,使表演更符合劇情內容?我建議薛方城探知兒子不忍殺害養父後,先在遺書寫好對策,自盡後只囑咐一句照辦便是。馬庸天性純孝,想必不會違背父親的遺願,也可以避免薛方城自剄後長篇大論交代後事的破綻,何樂而不為?

馬茂陵親子馬源和蜀國喬菱公主,分別由郭俊聲黃葆輝飾演。儘管兩位戲份不多,發揮機會也有限,喜見她們演出用心,盡力呈現人物的獨特面貌,甚覺欣慰。最初馬源一見馬庸與管清薇喁喁細語,馬上醋意勃發,與弟弟爭執起來,不免以為他是那些橫蠻無理、不解溫柔的粗魯漢子。但言詞、態度未失分寸,不致辱沒身分。後來他得父親偏袒,如願迎娶管清薇,對著如花似玉的妻子百般憐惜,連重話也不敢說半句,大有鐵漢柔情之態,也稍減當日奪人所愛的反感。至於喬菱公主,故事大綱說她刁蠻任性,看來卻不算嚴重,舉止之間仍有三分矜持,觀感不錯。例如她無意間得知馬庸往訪管清薇,以為兩人餘情未了,待丈夫盡訴衷情後轉身相認,又有氣沒力的打了他幾拳出氣,看上去沒甚麼盛氣凌人的驕橫兇狠,卻像個毫無機心、只會撒嬌的小女孩,甚至竟有幾分可愛,亦是難得。但表情還可以細膩、準確些,豐富角色面貌之餘,亦使表演更可觀。

恕我直言,諸位之中,謝曉瑩演繹的管清薇較為遜色。她演來略有隔閡,不算十分入戲。例如跟馬庸一起時,尚未覺得她深愛對方,被馬茂陵棒打鴛鴦時也反應平淡,未見十分傷心。到結局時卻錯認馬庸為丈夫,氣氛尷尬,我在臺下也為他們急得直跺腳。平心而論,現場演出變數甚多,偶一犯錯無可厚非,但馬庸與馬源由不同演員飾演,穿戴亦完全不同,為何如此,實在教人摸不著頭腦。希望她細心檢討,著意改善,別辜負觀眾的厚望。

曾跟老友說起,粵劇不少舊作以七字句命名,姑且戲稱為「七字戲」。「七字戲」猶如以前粵語長片的「七日鮮」,水準參差,當中不少塵封經年,連資深戲迷也沒聽說過。出於好奇心而選看這些劇目,事前完全不知是否好看,不免也有一點下注博奕的刺激意味。當年這些劇目多為吸引普羅大眾而編寫,務以奇情曲折、引人入勝為尚;如今事隔多年不演,疏漏必多。若能發掘一些內容紮實、戲味濃厚的滄海遺珠,認真加以修正、潤飾,或可略紓劇本荒之虞。但經過這許多年,我已不抱期望;只盼演員可以設法自圓其說,至少讓自己演起來不感突兀或犯駁,才可說服觀眾。

平情而論,《一劍能消天下仇》也算是「七字戲」之中較為可觀之作,至少故事完整,犯駁較少,也不乏可以表演上乘功架或演技的地方。馬庸如何面對人生際遇的變故和抉擇,也頗有發人深省之處。只要略作修改、用心排演,此劇或可成為文武生的「考牌」劇目之一。但不知有沒有人會投訴此劇宣揚暴力,意識不良呢?

附錄:《一劍能消天下仇》演出劇照

Sunday, 26 October 2014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之《夢斷香銷四十年》(下)

上文提到《夢斷香銷四十年》宜唱不宜演,不是因為唱段繁多,而是唱段以抒情為主,各場之間也連繫鬆散之故。此劇推進情節的曲白較少,設計表演方法時須多費心思,做到唱、演並重,觀眾才不會覺得沉悶。至於劇本結構鬆散,如要令戲文看起來一氣呵成,人物形象完整、連貫,前後情理銜接得上,則須設法把一些割裂或疏漏的地方縫補起來。如此種種,都是專業、優秀演員應該肩承的責任,然而對揣摩能力與演技的考驗也著實不小。

看了兩晚新秀匯演《夢斷香銷四十年》,觀感頗佳,整體表演水平高於預期,甚是可喜。

幾位主角之中,最受矚目的當然是扮演陸游的司徒翠英。粵劇版的陸游從青年演到老年,扮相、演唱和做工的差異甚大,但須說服觀眾眼前的是同一個人,可謂極不容易。喜見她幸不辱命,演來一如既往的專注、投入、感情充沛。結局時身披簑笠、掛著白鬚,以老生行當演出,尤其細膩動人,令人拍案叫絕。但見她身子微佝、腳步沉滯,一雙大眼睛收斂了平日的鋒芒,半開半闔的瞇著,說話節奏也比平日略遲緩,舉手投足皆深得老者神韻,確是高明,連初學看戲的老友也絲毫不覺沉悶,讚不絕口。更難得的是,她頗能將觀眾的注意力集中於表演上,暫時忽略了戲文情理上的瑕疵。例如第三場〈沈園題壁〉,話說陸游與唐琬離異後各自再婚,三年後在沈園不期而遇。當時唐琬的新夫趙士程已識趣地避開,可是兩人除了一訴衷情外,始終無法改變殘酷的現實。唐琬離去後,陸游滿懷感慨,乘著酒意填了一闋《釵頭鳳》。但見他一臉悲憤、兩淚縱橫,捲袖揮毫,筆勢淋漓,見之令人黯然神傷。特別值得一提司徒翠英一改背向觀眾題字的習慣,反而面向臺下以虛擬手法邊寫邊唱,讓觀眾清楚看到陸游那一洩如注的憤激之情,比傳統的演法優勝多了。然而當陸游聽到家院報說丞相舉薦他入蜀為幕僚,馬上轉悲為喜,慷慨激昂的拋下一句:「請纓有路,即往西川」,便頭也不回的走了。另一位資深戲迷老友忍不住嘀咕:「怎麼他的情緒變得那樣快?果真拿得起放得下嗎?那他幾十年後重遊沈園為的是甚麼?」當時我聽了不以為然。如今曲終人散,靜心細想,才省悟老友說的也不無道理。平心而論,這一節雖屬小事,怎樣演繹,實在見仁見智。老友認為陸游離去前,應該尚有少許感慨、不捨之情,固然在理;但如果說陸游一鼓作氣題寫《釵頭鳳》,早把滿腔淒酸發洩淨盡,似乎同樣說得過去,就看演員如何取捨而已。然而身為觀眾,總希望演員在揣摩和演繹人物方面盡量精細些,藉以塑造鮮明、令人難忘的形象。老友對人物情感深刻入微的體會,值得臺上諸位參考。

陸游與唐琬的悲劇,不只兩人相愛不能相守那麼簡單,更在於把兩個無辜的局外人捲進了無法擺脫的漩渦。每次看到這個故事,總是心情沉重,至少有一半原因,就是為了那兩位善良和順而備受忽略的癡心人──趙士程與王春娥。

戲文裡的趙士程是一位癡情、寬厚、仁和的至誠君子,對唐琬的一片深情,不在陸游之下。可惜他費盡苦心,還是無法使頑石點頭,貽恨終生。文華飾演趙士程,十分燙貼傳神,很欣賞她在沒有曲文的時候,也沒忘記以適當的眼神、表情和動作呼應同臺演員,尤其是〈怨笛雙吹〉和〈沈園題壁〉兩場,那些喜不自勝、步步關顧、欲說還休、痛心疾首等諸般複雜的情緒,都表現得相當細緻精準,悲喜跌宕之間亦見流暢,令觀眾為這位千古難覓的癡心人而深受感動。可惜到了〈殘夜泣箋〉尾段,趙士程連夜趕回家中,卻見不了愛妻最後一面,探她鼻息之後那份震驚、惶恐、悲慟、悔恨、怨苦、絕望的情緒,層次變化稍嫌未夠分明。最後無法克制情緒,大喊「士程歸遲了」(第一晚不知怎地漏掉這一句了),也略覺急躁了些,痛不欲生的絕望感也可以再加強一點。此外,兩晚趙士程在唐琬病榻前探問的位置俱不理想,仍待改善。病榻斜設於舞臺右側,跟橫邊約成四十五度角。第一晚只見趙士程背著觀眾跪在病榻右前,完全無法讓人看到他的表情和細微的動作,十分可惜。第二晚他側身站在榻右,動作算是看清楚了,但因為臉向唐琬,表情還是看不真切。日後重演的話,只要病榻位置不改,竊以為趙士程還是站在榻左為宜。演戲嘛,畢竟讓觀眾看得清楚為首要之事。演員怎樣走位,才不會妨礙自己表演和觀眾欣賞,務須多費心思,實在輕率不得。

不知甚麼原因,編劇花在兩位女角唐琬、王春娥的筆墨,較陸游和趙士程為少,筆觸也沒那麼細緻,所以她們的性格也不及兩位男角鮮明和完整。相信演繹起來,更費功夫。

唐琬雖佔四場戲,感情變化不算繁複,人物形象則集中於無端遭棄、舊情難忘這兩點上。怎樣運用表情、身段和唱腔表達這兩點,而不失濃淡、深淺之層次,避免平緩乏味、千篇一律,就是演繹唐琬的難度所在。謝曉瑩演來尚算用心,第二晚也比首演明顯改善了表情和身段,感情也更見投入;但可能限於功力與經驗,表情略嫌未夠精準,聲線也偏向柔弱,演唱時音量未足,在〈怨笛雙吹〉四人輪流演唱或合唱的情況下尤其明顯。看來小師妹仍須繼續努力才是。

王春娥的形象與唐琬相類,都是古代婚姻不自主的受害者。然而唐琬是無法忘記前夫、又難以接受後夫的棄婦,王春娥卻是丈夫心中另有所屬,與他始終同床異夢的怨婦。換言之,唐琬和王春娥的悲苦是不一樣的--儘管王春娥有一句曲詞云:「你我遭逢雖有別,苦樂兩相同。」從網上找來的曲文所見,王春娥對丈夫懷著怎樣的感情,似乎語焉不詳。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對唐琬深感同情;至於是否稱得上愛屋及烏,那就難說得很了。王潔清扮演王春娥,表情細膩,舉止大方,頗得神韻,歌聲也嘹亮動聽。只是第二晚的表現稍嫌浮滑了些,不及首晚沉穩淡定。此外,由於曲詞沒有深入描寫王春娥的內心世界,在探問唐琬病況的〈殘夜泣箋〉,刻劃兩個女子「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情誼,也只得寥寥兩句,始終發揮機會有限,甚覺可惜。

連續兩晚細看《夢斷香銷四十年》,愈發覺得一個情理兼備、人物完整的劇本,實在太重要了。常說劇本是「一劇之本」,既是表演的根基和依據,其結構是否紮實有力、內容是否跌宕具戲味,自然直接影響表演的高下。當然,這不是說有了好劇本,戲文就一定好看,因為觀眾看到的演繹部分仍須由演員來完成。有時演員技藝太差,把優秀的劇本演砸了,也不是甚麼新聞。然而好的劇本總能奠定較穩固的基礎,保證表演具備一定水平,即使演技不濟,觀眾也不會覺得太難受。反過來說,即使上乘的演技或可彌補劇本的某些不足,但這也是有限度的。倘若劇本欠佳,一開始就局限了演員的發揮,演技再好,也難以化腐朽為神奇了。

附錄:《夢斷香銷四十年》演出劇照

Friday, 24 October 2014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之《夢斷香銷四十年》(上)

去年首度欣賞名劇《夢斷香銷四十年》,印象只屬一般,總覺得戲文沒有期望之中的感人。然而畢竟只看過一遍,印象不深,又怕自己記錯細節,評價有失公允。所以趁著油麻地戲院新秀系列上演此劇,仔細重看兩遍,希望加深對戲文的認識和體會。

三遍看將下來,愈發肯定劇本瑕疵不少,未算完善。然而此劇稱譽已久,編劇亦已作古,大幅修訂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如今以戲論戲,略談幾點觀察與感想,只盼對後學編劇者有點參考作用。

初看此劇的第一印象,就是宜唱不宜演。三看之後,並未改觀。論內容,每個折子均能獨立成篇,情節完整,人物形象也相當鮮明。可惜折子之間缺乏有力的連繫,前後情節和人物性格俱呼應不強,難言動人。李漁《閒情偶寄》論編劇之訣竅,首重結構,故以此開篇。其下「密針線」條云:

「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後又以剪碎者湊成。剪碎易,湊成難,湊成之工,全在針線緊密。一節偶疏,全篇之破綻出矣。每編一折,必須前顧數折,後顧數折。顧前者,欲其照映;顧後者,便於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劇中有名之人、關涉之事,與前此後此所說之話,節節俱要想到,寧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吾觀今日之傳奇,事事皆遜元人,獨於埋伏照映處,勝彼一籌。非今人之太工,以元人所長全不在此也。」

《夢斷香銷四十年》最明顯的缺點,在於「一節偶疏,全篇之破綻出矣」;而這「偶疏」之節,就是對陸游與唐琬之間的深情鋪墊不夠,削弱了全劇賴以立足之根本。例如開幕第一場便是迫媳離婚,觀眾既無法得知兩人如何恩愛,唐琬無故受迫,感人的力量自然打了折扣。雖云結褵三年無子,於古人而言是關乎家族延綿的大事;但唐琬除此以外並無過失,只是不得陸母歡心而已。即使婆媳不和是古往今來多少家庭悲劇的根源,但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倘若未能充分交代來龍去脈,觀眾看來自難理解,甚至隔閡叢生。

即使後文提到陸、唐兩人共賞香茶和鮮花(「斷腸紅」這名字也略嫌造作了……),甚至唐琬支持丈夫主戰不和的政治立場,但僅得寥寥兩句,夫妻感情的基礎似乎太薄弱了。正因如此,後文〈殘夜泣箋〉等抒情為主的折子,內容更見蒼白乏力,十分可惜。相較之下,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十年前上演的新版《陸游與唐琬》,對陸、唐感情的描寫則紮實得多──戲文首先描寫夫妻倆攜手賞梅的溫馨旖旎,並提到陸游功名未遂、壯志難酬,幸得愛妻撫慰和支持。其後陸母安排兒子與堂兄陸仲高面談,希望能勸得兒子稍改倔強自負的脾氣,可惜兄弟倆不歡而散。最後陸母在媳婦面前教訓兒子,唐琬忍不住維護丈夫兩句,卻惹怒了婆婆,埋下拆散鴛鴦的伏線。這些筆墨看似尋常,其實抽絲剝繭,不但刻劃了陸游與唐琬相知相守的深情,也反映了陸游與母親在價值觀上的嚴重分歧,結果令唐琬無辜成為母子相悖的犧牲品。這麼一來,後文抒發陸游與唐琬生離死別的無奈、難堪和悲愴,方能水到渠成,感人至深。

劇本與文章一樣,講究起、承、轉、合,又有「鳳頭、豬肚、豹尾」之說。所謂「豹尾」,即指結局須「有力、漂亮」(朱文相先生語),務求餘韻無窮,令人回味再三。俗語說:「萬事起頭難」,其實編寫一個深刻動人、一見難忘的結局,同樣絕不容易。《閒情偶寄》〈格局第六〉談到戲文的結局,又分「小收煞」和「大收煞」兩種。「小收煞」指一折之末,務求引人入勝,所以「宜緊忌寬,宜熱忌冷,宜作鄭五歇後,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結果。」「大收煞」則是全篇歸結,若可「使人看過數日,而猶覺聲音在耳、情形在目者」,才算上乘。因此結局內容「須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車戽。最忌無因而至,突如其來,與勉強生情,拉成一處,令觀者識其有心如此,與恕其無可奈何者,皆非此道中絕技,因有包括之痕也。」竊以為《夢斷香銷四十年》的結局雖是傳誦不衰的名篇,畢竟犯了「無因而至,突如其來」的毛病,既破壞了艱苦經營的氣氛,也令觀感打了折扣。

戲文雖云偏重陸游與唐琬相愛不能相守的悲劇,也沒有忽略陸游力主北伐中原的豪情壯志。然而篇幅始終嫌短,而且未能緊扣其他內容,感覺相當突兀。何況常見的演出本(包括兩場新秀匯演)刪去了整場陸游入蜀的戲,令陸游心繫家國、身老而心不死的面貌更形薄弱。其中最教人摸不著頭腦者,就是在觸景傷情、感慨萬端的結局中,加上一段慷慨激昂的二黃流水板,並以「願明朝,收復中原平四海,當向泉台告捷慰妹哀」作結,使整折氣氛倏然逆轉。然而曲終人未散,還得敷演陸游取回唐琬留下的鳳釵,朦朧中瞥見唐琬「曾是驚鴻照影來」的縹緲身影才落幕,於是氣氛再度逆轉,回到原來蒼涼哀怨的調子上。恕我直言,如此安排,實在教人無所適從。

話雖如此,《夢斷香銷四十年》仍不乏動人心弦的場面,例如〈怨笛雙吹〉兩對新人各懷心事的「雙洞房」構思,就是我引頸以待的段落。從網上找來的曲詞,儘管與現場聽到的似乎略有出入,大體上還是頗能刻劃四人心緒的微妙差異,相當難得。至於演繹效果如何,就看演員能否深切體會,形諸恰當傳神的表情、眼神、身段和唱腔了。

附錄:《夢斷香銷四十年》演出劇照

Sunday, 12 October 2014

喜劇不易演

香港人出了名愛看喜劇,無論劇集、電影或話劇等,一般來說均較悲劇受歡迎。但喜劇要做到老幼咸宜、雅俗共賞,其實比催人淚下更困難。古希臘哲學家阿里士多德在其戲劇理論名著《詩學》云:「喜劇模仿低下、卑劣的人──他們不是無惡不作的壞蛋,可笑的只是醜陋的一種表現。可笑的東西,也許是某種謬誤或醜陋,但不會造成痛苦或毀滅。」【註一】董健、馬俊山合著的《戲劇藝術十五講》又認為:「笑可分為兩類:譏笑與嬉笑,前者是逆向、批判的笑,後者是順向、讚許的笑。……喜劇是令人輕鬆、愉快的藝術,也是叫人笑過之後陷於深思的藝術。」早前應邀看了一齣《春草闖堂》,眼看臺上諸位賣力演出,我卻不怎麼笑得出來。一邊看,一邊不住的想:到底是我吹毛求疵,還是哪裡出了問題?

其實《春草闖堂》笑料甚多,主要在於丞相千金李半月婢女春草的玲瓏慧黠、智計百出,為了避免冤枉好人而不畏權勢,甚至把丞相和知府胡進、王守備等本來位高權重的官員玩弄於股掌之間。至於胡進面對丞相與吏部尚書的壓力,既想左右逢源,兩邊皆不得罪,又不敢輕易放棄秉公判案的職責;王守備鑑貌辨色、跟紅頂白等「護官符」式心態和作為;還有李丞相嫌貧重富,結果弄巧反拙、騎虎難下,也令我等混跡江湖多年的觀眾會心微笑。

也許有人會問:這些有啥好笑?不是該看春草怎樣作弄胡進、王守備和李尚書嗎?竊以為滑稽可笑的造型,故意作弄、反唇相稽等表演,只是傳達笑料的方法,卻不是笑料本身。那麼,笑料的本質是甚麼呢?首先,春草「以低犯高」,膽敢以婢女身分挑戰官府權威,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取得成功,不只深刻地嘲諷了顯宦權貴的庸碌無能,也為飽受欺凌的平民百姓吐一口不平之氣,這就是《戲劇藝術十五講》所謂「順向、讚許」的笑料。至於胡進面對的兩難局面,關乎人命、仕途、良知與權力的衝突,本來沉重得緊,一點也不好笑;但經過編劇的巧妙鋪排,就變成充滿嘲諷和戲謔意味的笑料,也就是阿里士多德所說的「可笑的東西」,或者「逆向、批判的笑」。

回來思索良久,發覺是次演出未盡如意,並非在於新晉演員唱、唸、做、打技巧的高低,而在於他們尚未充分掌握戲文的機趣,即故事反映人情世故的微妙與荒謬,所以無論演出多麼賣力、起勁,始終難免隔靴搔癢之嘆。平心而論,參與這場演出的都是年青新晉,舉手投足充滿朝氣和活力,幾位主角的唱、做水準亦不俗,儘管難免生澀或緊張,仍是令人欣喜的。

諸位之中,我較欣賞扮演胡進的郭啟輝和王守備的吳立熙。兩人年紀輕輕,看來似是二十出頭,但表現沉穩、老練,做工紮實,聲線亦佳,唱、唸略具韻味,誠為可造之材。郭啟輝專攻鬚生和丑角,在青年演員中難得一見。第一次看他演出,是兩年前扮演《無情寶劍有情天》裡的胡道從,插科打諢頗具分寸,沒有為討好觀眾而胡亂「爆肚」,最是可喜。有一段戲說到胡道從趕往報訊,途中被石頭絆倒,冷不防他跳起來,再以凌空一字馬下地,既滑稽又顯功夫。其後曾看他掛起白鬍子,以鬚生行當扮演《秦香蓮》的老相國,儘管戲份極少,尚能表現仁厚、仗義的長者風範,亦是稱職。這次他以丑角行當扮演胡進,戲份甚多,演出也用心,看得出在坐轎和公堂上那些有趣的身段、動作都經過精心排練,例如轎夫失足,把胡進拋出轎外,或者在公堂上嚇得坐不安穩,從公案底下滑到地上之類;臨場應變和即興搞笑也沒過火。但可能正是急於表演辛苦排練的成果,忽略了身段和動作要傳達的戲劇內容,演來略嫌有形無神,流於為搞笑而搞笑的硬滑稽了。

曾在油麻地戲院看過吳立熙扮演《長阪坡》的趙雲,身手不錯,唱、做也用心;可惜他個子瘦小,即使穿起全副大靠(背插旌旗的戰袍),只要站在其他身材高大的將軍旁邊,氣勢就明顯給比下去了。這與演技無關,而是天賦條件的局限;若要在戲行裡佔一席位,必須正視,設法揚長避短,方為上策。當時就認為他較適合京劇裡的短打武生【註二】或武丑【註三】等行當,然而在香港,卻沒幾個可供這些行當發揮的粵劇劇目。這次吳立熙扮演王守備,雖然沒有在鼻樑畫上一小塊「白豆腐」,應該仍屬丑角一類。他表現王守備懦弱怕事、明哲保身的態度,甚是生動有趣。可惜他戲份少,表演機會不多。若能在胡進或李相國揮袖趕客時,來一下滾地葫蘆,然後一骨碌站起身來,又或者連滾帶爬的下場,既可一顯身手,也可以加強王守備官小職微、身不由己的形象。

總括而言,希望各位新晉演員勤練表演基本功之餘,也盡量思考一下每個身段、動作要傳達的意義,以及與戲文內容的關係,務求加強表演的深度,別滿足於觀眾的掌聲與溢美之辭。畢竟觀眾大都是門外漢,而且各人想法、要求不同,觀眾意見是否有益、合理,還須仔細分辨。保持清醒的頭腦,用心鑽研,精益求精,是從事任何藝術和學問研究的應有態度。願共勉之。


【註一】譯自Malcolm Heath翻譯及導讀、Penguin Books於1996出版的Poetics段3.4,原文是:Comedy is (as we have said) an imitation of inferior people – not, however, with respect to every kind of defect: the laughable is a species of what is disgraceful. The laughable is an error or disgrace that does not involve pain or destruction.

【註二】京劇裡的「短打武生」多穿緊身衣褲和薄底靴,注重翻騰、跳躍和拳腳功夫,表演講究輕靈、迅捷,有別於穿大靠、踏厚底靴,手執長槍或大刀,注重表現人物威武、勇猛的「長靠武生」。例如赤手空拳醉斃猛虎的武松,就是短打武生常演的角色;百萬軍中藏阿斗的猛將趙雲,則是長靠武生專工的人物。

【註三】京劇裡的「武丑」行當專門扮演武藝高強、性格機警、動作靈敏的滑稽人物,如《時遷偷雞》的時遷。

Thursday, 2 October 2014

Hearing the Cry of the People

Last Saturday, 27 September, the much-touted Occupy Central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Tens of thousands of Hong Kong students and residents enraged and frustrated by the deci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Beijing with regard to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in 2017 took to the streets in Admiralty, close to the new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overseeing Victoria Harbour. They soon poured into Central and Causeway Bay, blocking the traffic arteries on the northern shore of Hong Kong Island.

On Sunday afternoon, a handful of protesters stormed the police's defence line in Admiralty by trying to remove the iron railings. In response, the police fired 87 teargas shots in an attempt to disperse the protesters, from Central to Causeway Bay, where most protesters did virtually nothing other than sitting, standing, chatting or chanting slogans every now and then.

Undoubtedly, it was a disastrous and foolish decision. For one thing, the protest has been largely peaceful and in great order, much better than what we have on the busy, narrow streets of shopping districts flooded with tourists, local people and promotion booths on weekends. For another, whether to deal with that handful of protesters trying to provoke the police, for whatever reason, justifies the use of teargas, and in that quantity, is highly questionable. A comparison that has been circulating on Facebook said that only seven teargas shots were fired when the police were dispersing the aggressive Korean farmers protesting against globalisation during the Six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held in Hong Kong in 2005. If the data were accurate, it provides strong evidence against the use of 87 teargas shots last Sunday, of which the police owe the Hong Kong people an explanation, and even an apology, for misjudgment.

In no tim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olice's blunder took effect. Protesters began to assemble at the crossroads of Nathan Road and Argyle Street in Mong Kok on Sunday evening. In about 24 hours, the crowd expanded to the north and south, occupying sections of Nathan Road from Waterloo Road to Mong Kok Road. Last night the part of Nathan Road between Waterloo Road and Public Square Street in Yau Ma Tei was also reportedly blocked. Hours before the 65th birthda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undreds of protesters also occupied the part of Canton Road running from Kowloon Park Drive to Salisbury Road in Tsim Sha Tsui, which is well-known for the luxury brands scattered along.

After a long day's work on Monday, I went to Mong Kok to observe the protest. Not surprisingly, there have been too many rumours and stories running around, and the best way to know the situation is to observe with my own eyes. I was very pleased to see the protesters sitting quietly talking to their friends, or reading news and updates on their mobile gadgets, or simply doing nothing, as if they were engaged in deep thinking. Volunteers walked up and down Nathan Road to distribute food and water donated by anonymous, enthusiastic supporters, and collecting litter from the protesters. First-aid stations and resource collection booths were set up. I also came across a group of five young men of South Asian origin carrying boxes of bottled water, asking people if they need them in Cantonese and English.

Personally I do not agree with the strategy of taking to the streets, because I find it hard to accept law violation as a means for a great 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undermines the rule of law, which is a cornerstone of our very existence. How far can the cause justify the means is highly debatable. It also gives the authorities a pretext for suppression. So far we are lucky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exercised great restraint except the teargas saga on Sunday, but they still have every legitimate reason to crack down on the law-breakers. I was most worried at the dawn of the National Day, because I thought the authorities would hardly tolerate such a big embarrassment as its "birthday gift". But eventually nothing happened. I am so happy and relieved that I was wrong.

Disagreeing with the occupation strategy doesn't mean that I antagonise the protesters, however. Actually I am greatly sympathetic to them, not just because I share their frustration and the loss of hope, but also appreciate their courage to do whatever they can in such a civilised, peaceful and restrained manner to express their opposition, even though we all know very well that it is going to take to nowhere. At least we prove ourselves as highly dignified, mature and well-behaved citizens who deserve respect from all, and set a great example of peaceful protest for the people in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fighting for democracy and justice.

Unfortunately,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we have missed all the chances to negotiate and work out a better solution. Beijing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 decision is final. The Hong Kong administration has no power to reverse the situation. Beneath all these, the lack of trust between Beijing and Hong Kong has been allowed to poison bilateral relations for too long. Little, if any, has been done to address this underlying problem. Indeed, most Hong Kong people are genuinely anti-communist, otherwise our parents wouldn't have come to start their life anew in the British colony. And we wouldn't have been born here. Thanks to all those idiots in the pro-establishment and pro-democracy camps who have done nothing constructive but repeat their poorly composed rhetoric, the mistrust only widens over time. Media attention always focuses on those who make bold, radical and irresponsible remarks. People who don't take their sides are never heard, let alone represented. Legislators have been engaged in dogfights, forgetting their accountability for the electorate. Moreover, asking the communist regime for genuine democracy is also, we should know too well, a mission impossible; just like the old Chinese proverb of "finding fish on a tree". But we are in no position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Even thinking about it may be condemned as dangerous.

What is most confusing and intriguing for me is that when so many protesters have no trust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even go that far to condemn it and ask people not to take its words seriously on the one hand, and insist that they have no intention whatsoever to overthrow it on the other. But isn't it clear that Beijing's mandate is crucial to foster and legitimise any political or constitutional change in Hong Kong? If we don't recognise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that holds the power of saying "yes"or "no" to our reform and don't believe in what they say, what is the point of yelling at it? Why should it bother with the people who don't give it a damn?

Judg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seems unlikely that either the protesters and the authorities would back off. As a result, I see no hope that the current gridlock would be resolved. The best outcome would be the protest to come to an end without any violenc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rejects Beijing’s decision,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mechanism remaining as it is in 2017. All I can do now is to pray for God's mercy on Hong Kong, and to grant us courage and wisdom for reconciliation. I truly hope that it is not wishful thinking or too much to ask 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