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2 December 2016

跨越海洋

早前得知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跨越海洋:中國海上絲綢之路點。線。面」展覽,儘管一望而知這是配合內地拓展「一帶一路」經濟、外交與文化勢力的活動,但自己對中國古代對外關係素有興趣,也就興沖沖的趕去了。

是次展覽搜羅了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沿途八個港口城市(山東蓬萊、江蘇揚州、浙江寧波、福建福州、泉州、漳州、廣東廣州、廣西北海)及香港約二百件物品,主要是各地生產或轉口外銷的歷代陶瓷、銅鏡和漆器,以外地輸入的琉璃、瑪瑙等珍貴物料製作的佩飾,還有銀錠、錢幣、海船模型之類。其中不少展品都是從上述城市附近水域的沉船中打撈出來的,所以都有不同程度的毀爛,但仍無損其歷史和研究價值。此外,亦有小量展品保持完整,十分難得。

至於展板文字的論述角度,則無甚驚喜,主要是重複歷史課本常見的官方論調:中國自古以來與世界各地交往頻繁,海外貿易相當發達,不少沿海城市在中國海外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諸如此類。我當然明白,展覽既以公眾人士為對象,論述不能太複雜,但有時候不妨提出一些新的問題或論述角度,引起觀眾興趣,鼓勵他們多思考--甚至進一步探究--展覽的內容。例如山東的蓬萊,古稱登州,早於夏、商兩代,已與朝鮮半島及日本諸島有交往。然而到了唐、宋,蓬萊的地位大不如前,被當時稱為「明州」的寧波,取代為三韓和日本使節、商旅、僧眾來訪中國的主要門戶。至於廣州,雖然號稱「外不關閉的對外窗口」,漢代以來一直穩踞中國最大對外港口的地位,但到了南宋末年,卻被泉州後來居上。那麼,我們自然會問:中國海岸那麼長,港口那麼多,為甚麼只有這些城市能成為對外港口?它們有甚麼共同的特點或長處?它們的興盛與衰落,是甚麼原因造成的?細究下去,還有更多耐人尋味的問題:蓬萊位於山東半島北端,地理位置與韓國、日本相當接近,為甚麼後來韓國和日本人竟然捨近圖遠,寧願跑到寧波去?同樣,生活於兩宋之間的朱彧在《萍洲可談》卷二記載:「崇寧初,(兩浙、福建、廣南)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官,三方唯廣最盛。官吏或侵漁,則商人就易處,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嘗併泉州舶船令就廣,商人或不便之。」當時外國商旅多從南海或西方諸國而來,理應到廣州航程較近,為甚麼他們寧取泉州,居然覺得到廣州是「不便」?

事實上,展覽所介紹的八個城市,並非屬於同一時代的海上絲綢之路,也未必是某條遠洋航行路線的補給站;彼此的貿易規模和地位極不相稱,貿易對象亦不盡相同。這跟從西安或洛陽出發,經過河西走廊,出玉門關,穿越準噶爾和塔里木盆地,通向中亞及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很不一樣。這條路線雖有很多分支,但主要幹道大致固定,歷代甚少改變。相反,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很多,按照展覽所述的港口,從山東到廣東都有,但歷代未必相同;而且目的地非常分散,東渡日本、韓國者有之,南下東南亞諸國者有之,西涉印度、阿拉伯半島、非洲東岸者亦有之。因此,應該怎樣理解「海上絲綢之路」這個概念,跟陸上絲綢之路有甚麼異同,甚至各個港口在不同歷史時代的發展和變遷,似乎也值得介紹一下。

不過,我最期待展覽可以說明的一點,不是解釋何謂「海上絲綢之路」,也不是解答前文提出的問題,而是香港在海上絲綢之路所扮演的角色,可惜失望而回。一如所料,展覽文字指出香港鄰近廣州,並引用本港出土的唐、宋外銷瓷器殘片、明代古船殘件,以及清代的稅關和炮臺等文物,推測「香港可能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其中一站」。除此以外,再無文獻或其他證據支持。大概是資料匱乏,難有定論。但願日後有機會發掘到更多記載或文物,為香港古代史補寫重要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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