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30 December 2019

給Anita的信

Dearest Anita,

你好嗎?

我不是很好。大概你都看在眼裡了。

工作上的困難與鬱悶,自不必多說。

當然,自己也有責任。我最大的錯誤,就是至今無法調整心態,接受這裡的一切——包括工作分配、處事方式、對待同事的態度,諸如此類。曾經在能力範圍內稍加整頓,然後……

就沒有然後了。

只剩下雞肋不如,棄之絕不可惜,卻不得不留的豬頭骨。

既然心生抗拒,做起事來自然事倍功半。

何況,一個人能力有限,雙拳難敵眾手。

如今這世道,想要與世無爭,簡簡單單的上班掙錢,回家讀書,談何容易?

你不犯人,人自犯你。這就是此時此地的荒謬。

這也罷了。最教人氣餒的,是一直想離開,卻離開不了。

去意已決,而黑暗未見盡頭,只得蹣跚前進,不知何年何月方可脫困。箇中的焦慮、惶恐、迷惘、苦悶、沮喪,還有一點一滴地流失的自信,實不足為外人道。所謂的中年危機,大概就是如此罷?

因為有家累,未找到下一步著落之前,實在不敢輕舉妄動,相信你會明白。畢竟,今時不同往日了。十年前,自己仍有能力承擔;十年後,市道不景,自己又年近半百,正是就業的尷尬年齡。要做老本行嗎?無奈脫節已久,以往的經驗都過了期,競爭力自然大減。要繼續做這一行嗎?工作經驗又比不上人家一畢業就入門,動輒二、三十年的老行尊。再改行嗎?哪一行呢?除非是創業,否則誰來理睬這半老不死的傢伙?這一點自知之明,還是有的。早前和老友G詳談,她勸我改變心態,積極行動,可是我仍未找到合適的方向。本月初參加了一個學術會議,與會嘉賓談到學術界的生存之道時,論調也是差不多。明知道這制度千瘡百孔,但為了生存,也不得不按照其遊戲規則行事。先留有用之身,再談理想與改革,幾乎成為定論。參加者除了幾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其他教授和參加者都比我年輕;當年新聞系沒接觸過的師弟,如今也當上新聞學院院長了。他們說的都是經驗之談,沒甚麼好爭議的,只是不知怎地,聽著聽著,心裡泛起一股說不出的滋味。是唏噓,是憤慨,還是自責終日不務正業,應驗了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的教訓,實在說不上來。大概都有一點點罷?當理想與現實相差太遠,自己又無力改變,難免會感到失落、鬱悶、無助。要不要參加這個遊戲?這個江湖能否容許自己安身立命?是否自己最後的歸宿?一切茫無頭緒。然而無論哪一個方向,總得參與其中才能確知內情,自己畢竟不是十八廿二,時間愈來愈少,回頭的門路也愈來愈狹窄,不得不謹慎從事。如今只好打疊心情,培養實力,伺機而動。

說到這裡,自然想起我那耽擱已久的論文。自九月下旬和導師詳談之後,工作上接二連三出現緊急情況,教人疲於奔命,直至這個月才喘定一口氣,可以稍為靜心著手修訂。然而精神渙散、體力不繼,總是力不從心。往日每天至少可以做上兩、三小時,如今不到半小時已經眼皮沉重,不停打盹。即使老師已著我不用勉強,就是因為耽誤多時,無法如期完成,更添焦躁和憤懣。幸而新寫的緒論已差不多了,只餘下修訂初稿、補上結論和校對工作三項。儘管這次修訂不是一般的斟字酌句,而是乾坤大挪移式的重整章節架構和內容,仍希望不用拖到明年年底,就可以大功告成。

也許你會問我,精神渙散、體力不繼,都是為了工作嗎?那又不盡然。說到底,都是社會的錯。這半年來,香港經歷了甚麼,大概你冷眼旁觀,看得比誰都清楚。積蓄已久的民怨終於爆發,像火山熔巖一樣噴薄而出,所到之處,無不玉石俱焚。沒錯是很可惜,但這畢竟是前人種下的因,結成今天的果,發生是遲早的問題,並非能否避免的問題。明白了這一點,所以我自問情緒沒有太大的波動,但說心情沒影響卻是騙人的——至少對於無日無之的強詞奪理、顛倒是非、倒行逆施,尤其感到無比的厭惡與憤慨——大概只是不及其他人嚴重罷了。不少朋友或同事情緒低落,或暴躁易怒,或杯弓蛇影,一點雞毛蒜皮的事已給弄得雞飛狗跳,反問我為甚麼可以處之泰然。答案很簡單,只要你明白各種言行背後的想法、價值觀或動機,明白「一樣米養百樣人」,「若要人似我,除非兩個我」這些粵語長片教落的真理,自然不會太激動。如果你不接受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性格、思想、言論、行為都不一樣;不明白為甚麼再暴虐的鎮壓、再嚴密的洗腦教育,也不可能堵住悠悠眾口;不知道兩千多年前周厲王不聽召公「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勸諫,結果激起國民暴動,自己被迫流亡國外,客死異鄉,那麼你激到爆血管也是咎由自取。可是這七個月——甚至千百年——以來,又有多少人明白?

這大半年發生的事,給我很大的衝擊和啟發。眾口果然鑠金,只是其中一點。另一項很重要的啟示,就是香港社會不同世代和價值觀之間的衝突,已經來到決一勝負的關鍵時刻。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搵食至上」、「醒目識撈」儼然成為香港人的標誌,代表人物就是《香港八一至八六》劇集的陳積(顏國樑飾)。當時香港經濟發展盡挾天時、地利、人和之利,聲色犬馬無日無之,逐漸脫離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儒商傳統,亦印證了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聘畋獵,令人心發狂」的洞見。不幸的是,這個在香港歷史上僅屬驚鴻一瞥的片段,卻成為四十年來無數香港人的「核心價值」,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對香港人的第一印象。更令人痛心的是,這個印象根深蒂固,甚至主導了1997年主權移交前後的香港政策,影響深遠,流毒至今,卻沒有人去質疑這個印象怎樣形成、是否以偏概全。正因如此,香港的當權者不斷將積累已久的民怨,簡化為房屋、就業、GDP、向上流動(其實即是收入豐厚、職業受人尊崇,有機會成為當權者籠絡的對象)等經濟事務,對真正癥結所在不屑一顧。往日偶爾也會弄個民意調查、顧問報告搪塞一下,如今卻連這些基本的公關技倆也省掉了。既然連病源也不知(不需要知、不想知或不肯面對),自然無法對症下藥,只能沿襲以往「行之有效」的管治模式,但求不做不錯,以為繼續酬庸和籠絡所謂的「社會精英」,便可以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其實陳冠中十多年前已指出:1949年至1960年代出生的嬰兒潮世代之所以享有「收成期」,「其實並不是因為我們怎麼聰明,而是因為有一個歷史的大環境在後面成就著我們……我們整個成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甚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個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甚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我這一代香港人》增訂版,2005,頁6、8)

其實嬰兒潮世代的缺陷,二十二年來,早已無所遁形;過去大半年更顯得不堪入目。所謂「能學能做」,只是虛有其表、拾人牙慧,完全不理解(不需要、不想或不肯理解)背後的理念、發展脈絡和成功要素(critical success factors),從環保、保育到教育、智慧城市,無不如此。所謂「隨機應變」,大概只是看風駛艃,像當年曾經成行成市的芝士蛋糕、焦糖葡撻、珍珠奶茶一樣,眨眼間潮起潮落,無以為繼。即使偶然推出好的計劃,往往因為政策風向有變,資源說停就停,也不管計劃實行到甚麼階段、達到甚麼成果,總之就是無疾而終。有趣的是,年輕人對嬰兒潮世代的不滿,並非香港獨有。最近美國就興起一句「OK, boomer」,來嘲諷那些愚昩落伍、自以為是,終日叨唸著「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你班後生識個屁」的傢伙。若遇上那些傢伙,我覺得最好的回答就是他們也熟知的陳腔濫調:「今時唔同往日。」世道丕變,時代的步伐愈來愈快,選擇慢活、休息或與世隔絕是個人的選擇,卻不能因為自己追不上、適應不來而指摘其他人,反之亦然。但身為人民公僕的當權者,卻沒有這樣的閒情逸致,他們必須虛心聆聽和學習,順應民意,放下自己的成見(如果他們有這種意識的話),方可做到真正的以民為本。

從六月初《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發的抗議活動,之所以能夠維持至今,正是因為愈來愈多香港人明白到,往日「行之有效」的制度不再有效,因而造成的問題愈來愈多、愈來愈嚴重,往日追求物質、輕視人文價值、社會公義的「核心價值」也受到質疑,已到了不得不認真反省和撥亂反正的時候。當人淪落到豬狗不如,只是人人殺之而後快的曱甴,稍有良知的人至少會問一句:「為甚麼?為甚麼要這樣對待我們?」當權者可以肆意妄為,不守紀律,不受約束,遑論制裁,難道市民只能一聲不吭,逆來順受?如果抗爭是必須的,實際上應該怎樣做,才可以有效表達訴求,促進改革,同時尊重異見者的權利,並減低對社會的不良影響?成千上萬的市民受傷,甚至失去性命、人間蒸發,當權者卻繼續視而不見,連官腔的慰問也欠奉,令人不禁懷疑:人命何價?尊嚴何價?人命和尊嚴,應該如何衡量?衡量的標準是甚麼?這些複雜的問題,往日可能只是哲學系的功課,如今卻成為極具現實意義的日常生活思考題。

至於當權者的愚昧、遲鈍、暴虐、自以為是、脫離民情,其實正源於他們對自己「成功經驗」的迷戀和過度自信。他們賴以成功的一套「核心價值」,正被數百萬刁民群策群力地搖撼,他們只會膽顫心驚,無所不用其極地保住自己的「收成」,又怎會有意識去認真了解,世上竟然有一些抽象和虛無的東西,比帶不進棺材的利益更重要?自己奉行大半生的思維和價值,到此竟然不再為人接受?然而事實就是,理念和信仰的力量,始終比物質強大得多。你看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受襲時,學生、教職員、校友的應變、動員與支援能力,強弱懸殊,高下立見。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中文大學創校先賢的理想與信念,仍然薪火相傳,成為中大人的共同信仰、身分認同和關係紐帶。強調實務、應用、職業導向的教育機構,這方面自然較為薄弱。多年來你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想你一定會明白,搵食的確是重要,但未必是最重要的,而且也未必與良知、道德相違背。

抱歉我太嘮叨了。沒想到竟有一天,會跟你談政論道,而且如此一發不可收拾。題目似乎太沉重了些,但這幾段廢話,又豈及我們今年所經歷的萬一?

是了,今年是你離開的第十六年,也是楊過與小龍女在斷腸崖分別的年期。楊過飽歷憂患,始終不忘初心,還是決定縱身一躍,結果如願以償,得與小龍女重逢。但願香港也可以像楊過一樣,置諸死地而後生——儘管我估計這段痛苦的日子不會短,大概比三年零八個月更漫長。

好了,我得繼續用功去了。祝你、Ann姊和諸位好友新年快樂!希望你們也多為香港祈福吧!

Yours always,

Monday, 23 September 2019

暴烈與溫柔——《孝莊與多爾袞》的另類解讀

日子愈是艱難,生活愈要如常,至少要保持自己的步伐,不被牽著鼻子走。若能保持自己的節奏,就容易保持信心,熬過艱難的日子。

因此,在這多事之夏,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進劇院——哪怕自己浮躁的心、疲憊的眼,可能會辜負臺前幕後的努力。

猶幸帷幕開處,一陣激昂澎湃的鼓聲響起,倏地把目光和心思帶到四百多年前、遼闊無邊的科爾沁草原上。

《孝莊與多爾袞》的劇名,將清朝初年兩位赫赫有名的歷史人物並列,但論戲分和重要程度,還是以多爾袞佔優。「國光劇團」藝術總監暨《孝》劇編劇之一王安祈在場刊文章中,特別介紹貫穿全劇的兩個意象——蒼鷹與弓弦,其實都跟多爾袞關係密切。凶猛迅捷的蒼鷹,可以睥睨天下,卻逃不掉由人豢養,餓三分、飽三分的窘境,正是多爾袞一生的寫照。至於弓弦,則是他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也成為他掌權之後心理扭曲的導火線。相較之下,孝莊與蒼鷹和弓弦的關係較淡薄,勸降洪承疇一場,雖說是「鷹之重生」,但孝莊憑藉自己聰明和努力鍛鍊出來的政治手腕,攻心為上,極之高明,畢竟與蒼鷹搏獵的形象距離較遠。

必須承認,看戲的時候一直心繫戲院外的時局,難免也將劇情對號入座,浮想聯翩。

其實《孝莊與多爾袞》給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野蠻與暴力,如何摧毀本來健全、潔淨的靈魂。在草原上迎親的多爾袞,原是駿馬輕裘、朝氣勃發的俊朗少年,難怪孝莊一見傾心。其實任誰見了他,也會感到如沐春風。可惜好景不長,父親一朝猝逝,母親以極殘酷的方式被迫殉葬,汗位和孝莊都被同父異母的兄長皇太極奪去。一下子從雲端掉進地獄的多爾袞,為了保全自身和親弟多鐸,只能把滿腔怒火和怨恨藏得密不透風,並奮不顧身的拚命立功,以博取皇太極的信任。長期的情感壓抑和心理負擔,逐漸磨蝕了多爾袞光風霽月的性情,反而令他變得喜怒無常、心狠手辣。因為自身的經歷教訓他,對敵人(哪怕是自己的血親)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他必須攫取更大的權勢,採用更暴力的方式消滅敵人,才會感到安全。做人處世應有的仁義、信任,都比不上權力和暴力的震懾來得穩妥。非要到了生離死別的關口、夜闌人靜的時刻,才會感到一絲蒼涼與空虛。

然而,編劇明顯無意把多爾袞塑造成反面人物。從劇情及曲白的鋪排,到唐文華細膩精準的演繹,無不是為了剖白多爾袞的內心世界,讓觀眾理解他的蛻變,同情他的遭遇,甚至傾倒於他睥睨天下、至情至性的神采。按照西方文學傳統的定義,戲裡的多爾袞也稱得上是悲劇英雄——他身分尊貴,性情和能力都優於常人,偏偏因為性格上的某種缺陷,造成了悲劇的下場。多爾袞的性格缺陷,在於他沒有反省野蠻與暴力的缺點,反而全盤接受,以為一朝得志,以同樣的方式對待已經淪為臣虜的漢人,就可以消除多年的屈辱與怨恨。他卻沒有意識到,其實自己就是野蠻與暴力的受害者。循著這條路走下去,不僅不能釋懷解恨,反而只會把自己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直至生命終結的一刻,多爾袞不但沒有掙脫憤懣、怨恨的枷鎖,更背負了因跋扈、任性而欠下的一身血債。所以看到結局的時候,心裡不免五味雜陳——既惋惜他的命運多舛、英年早逝,也不齒他某些殘暴不仁的作為。

反觀出身蒙古草原的孝莊,態度和作風跟多爾袞截然不同。她深知滿清以少數外族的身分入主中原,單靠高壓手段無法維持統治,必須設法使漢人心悅誠服,大清皇朝才得以長治久安。因此她抵達紫禁城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保護文淵閣的藏書。與其說這是孝莊喜歡讀書、尊崇漢人文化的表現,不如說這是一個充滿政治意涵的重要舉動,就是向所有漢人宣告,滿清不僅尊重漢人的文化與歷史,而且會致力保護。孝莊反對多爾袞推行「留髮不留頭」的薙髮令,也是出於同一考慮——要穩住大清的江山,就得避免滿、漢之間不必要的衝突。歷史上,孝莊正是因為寬和英睿、重用漢人,悉心輔助兒孫,奠定了康熙至乾隆百餘年盛世的基礎,得享千古美名。

更重要的是,孝莊並沒有被屈辱和怨恨主導自己的人生。皇太極派她勸降洪承疇,完全漠視她身為女性與皇妃的尊嚴,令人想起粵劇《香羅塚》裡,草莽匹夫趙仕珍強迫妻子林茹香引誘教書先生陸世科的荒謬情節。孝莊含悲忍怒,絞盡腦汁完成使命,竟使她進一步認識自己,找到這輩子應扮演的角色。她沒有把怨恨發洩到兒子或其他人身上,也沒有施展更殘酷的手段為自己解恨,而是按照自己的信念而活。經歷了這場修練,孝莊終於掙脫了蒼鷹的宿命,一躍而成為可以主宰自己生命的養鷹人。

看到這裡,不免感嘆,多爾袞與孝莊相愛而不能相守,固然令人握腕;但其實兩人在性格、處世方式等方面愈行愈遠,某程度上也可能上天不讓他倆不能走在一起的原因。多爾袞因命運的播弄而變得乖戾狠辣,孝莊卻因為各種歷練而變得更溫厚、圓融,即使沒有「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迎太后婚」的輿論壓力,他倆走在一起,想來也未必得到幸福。兩人無論在性情、處事態度和手法上,彷彿都象徵著「暴烈與溫柔」的對比,不禁令人再三低迴。

離開戲院時,得知附近的地鐵站已封閉,於是繞路回家,幸而一路無事。誰知當晚在上、下班的換乘地鐵站卻發生了嚴重事故,傷者枕藉,真相至今成謎。不禁又想起戲裡孝莊勸降洪承疇的一段,「好色」不過是皇太極對洪承疇一廂情願的評價,孝莊才是玲瓏剔透、看得真切——真正讀書人所關心的不是私利,而是天下百姓的福祉。所以她一提起在大清之下,仍有機會為百姓做事,洪承疇就無法拒絕了。相反,多爾袞率兵入關後,往往以高壓、暴力的手段換取所謂「穩定」和「安寧」,其實十分脆弱,根本無法穩定民心,長治久安頓成笑話。可嘆的是,這種「以暴制亂」的極權思維,居然流毒數百年而未息。若說當年滿清入關前後,仍是不知仁義、教化為何物的夷狄;那麼來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又可以怎樣稱呼?